本报记者 王海洲

　　编者按：《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近3个月了，救助管理站运作的情况怎样？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真的得到了人道主义关怀吗？10月17日，本报记者来到了北京朝阳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

　　救助站不好找

　　找到设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的朝阳区救助管理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北京的各个街道上，都没有救助站的指示标记。记者是在该站工作人员不断的电话遥控下才找到距北京市中心30公里的救助站的。

　　而据了解，北京市的4个临时救助站都路远、难找。“这会不会让需要救助的人感到很不方便？”一见到朝阳站站长曹兰锁，记者就提出了这个疑问。“当时成立救助站时间紧、任务重，马上找到一块合适的地方并不容易。我们这个临时救助站原来是一所寄宿学校，后来停办了。考虑到校内各种设施非常齐备，改造起来方便，所以政府就租下来改造成了临时救助站。”有着20多年民政工作经验的曹兰锁说：“站里也考虑应该在一些固定的地方设立一些指示标志，以便于寻求救助的人与站里联系，但这还要看市里的统一安排。”

　　日子紧巴也要“人性化”服务

　　被救助人员进站后，在履行完登记、物品寄存、洗浴、体检等必要程序后，工作人员会根据被救助者的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安置到不同的住宿区。

　　救助站的宿舍由过去的教室和办公室改造而成。最大的房间可以住十几人（上下铺），小房间可住6人。记者看到，宿舍的卫生条件不错，床铺也还算整洁。救助站每星期安排一两次洗澡，受助者还能换上比较合体的由社会捐助的衣服。

　　这一天的午餐是白菜炖肉加馒头。菜里的肉不多，但都能吃饱。食堂的操作间干净卫生，工作人员吃的饭菜也在这里烹制。一些行动不便的被救助者，由工作人员或其他被救助者帮助送饭到床前。据介绍，每次用餐之后，工作人员都要对食堂的用餐大厅进行消毒，以预防疾病。

　　站里有近70名工作人员，在进站接待室工作的女性被要求穿粉色工作服，其他除保安外均被要求穿白大褂。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给被救助者一种温馨感，消除他们的不信任感，尽量体现‘人性化’服务。为此，就连协助工作的两名住站民警平时都不穿警服。这也是为了彻底区别于过去的收容遣送站。”曹站长说。

　　据曹站长介绍，《救助管理办法》出台以后，北京市就把救助站的工作全部交给了民政部门，同时，原来由公安部门主要负责的“收容遣送站”也就成为了历史。现在北京的4个临时救助站全部是由民政部门另起炉灶、新开张。“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原来的心理包袱，也无需转变角色。”

　　而在其他的很多城市，由于救助站是由收容遣送站翻牌成立的，工作人员的观念和工作方式一下子很难彻底转变。前些日子，广东某市救助站站长到朝阳区救助站交流经验时，提起这个问题，直喊头痛。

　　据了解，朝阳救助站成立以后，一次最大救助量是150人。自8月1日投入使用以来，累计救助500余人次，最多时同时在站被救助人员达到130多人。记者10月17日在该站采访时，在站被救助人员有70多名。而在这些人中，有近80％是由公安民警护送来的。

　　据曹站长介绍，因为救助站成立不久，工作人员目前主要是以在金盏乡当地招聘的临时工为主。具体以后救助站将以什么方式建立劳动人事关系尚不清楚，但救助站是隶属于民政局的事业单位这一点可以肯定。

　　关于经费，曹站长坦言，目前还没有固定说法，日子过的比较紧巴。

　　记者在工作人员的休息室看到，一些不当班的女工作人员正在缝制床单，因为正在使用的床单已经磨损得快不能用了，站里为了节省开支，从批发市场买布回来自己加工。

　　看到老人孩子这么可怜，心里就过不去

　　被救助者主要是未成年人、老人和精神病患者。其中，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只有两三岁。

　　被遗弃的小王景聋、哑、盲、残，几天前被民警发现并护送到了救助站。小王景看上去也就三四岁，她的名字是工作人员从她进站时穿的裤子上找到的，家人在遗弃前将她的名字绣在了裤腿上。记者看到小王景时，她正安静地坐在床上。当班的工作人员马大姐将从家里带来的几件旧童裤改制成开裆裤，给小王景穿。

　　马大姐告诉记者，小王景进站时身体非常虚弱，目前身边基本不能离开人。但经过几天的照料，孩子的身体状况已经好多了。

　　与小王景同处一室的还有民警头天午夜刚送来的一个小男孩。孩子看上去也就是两三岁的样子，长得很漂亮，蹲在地上很专心地玩着阿姨们从家里带来的汽车玩具。马大姐说，这个不知道名字的孩子是一个水果摊老板送到派出所的。据他称，一个外地妇女请他暂时代为照看孩子，然后就再没回来。

　　曹站长说，救助站正在积极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如果实在找不到，就将把他们送到市里统一安排。

　　在救助站的板报栏里，还挂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助人为民、扶贫济困”。这是家住大兴区的被救助老人刘秀岩的两个女儿赠给救助站的。

　　今年7月初，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刘秀岩老人走失，8月28日被民警护送到救助站实施救助。老人进站后，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宿舍区的工作人员任劳任怨、精心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使老人的情绪很快得到稳定。为了帮助老人找到家，工作人员想尽了办法，但老人一直无法说清自己的基本情况。正在一筹莫展中，老人的家人打来了寻人电话。9月23日，老人的两个女儿赶到救助站，看到母亲，激动得泣不成声。

　　“这个工作确实很累，也想过不干了。但每次一看到这些老人孩子这么可怜，心里就过不去了。而且有时还能得到一些感激和赞许，心里也觉得挺幸福的。”马大姐说。

　　但并不是所有的被救助者都这样值得同情。

　　8月中旬，民警护送来一名20多岁的流浪小伙子，一嘴的东北口音。在了解其基本情况时，他说自己是广东人。在站里住了两天，救助站给他买了去广东的票，并把他送到了火车站。

　　“可前几天这小伙子又被送来了，听民警说他根本就没离开北京，车票可能也给卖了。因为他经常在一些饭店里吃饭不给钱，搞得很多店主怨声载道。等这位免费食客感到自己的人身可能有安全隐患时，就拨打110求助，并明确提出希望把自己送到朝阳区救助站。理由是，那里吃住都比较卫生。”曹站长说，“像这类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经常碰到。有不少是很懂政策的，知道已经不是收容遣送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对工作人员态度横的很。”

　　没有经验可循，头痛的事不少

　　“目前让我们头痛的事也不少。有些单位不管是不是符合被救助条件，都往救助站送人。如果我们按照有关规定不接收，对方会说我们不支持工作。”曹站长说，前两天就有某单位给救助站送来一位发烧38摄氏度多的病人，而该人的条件并不符合《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界定。

　　“但人家把人送来了，又发着高烧，救助站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我们只好把人送到定点医院去治疗。可由此产生的费用怎么办？”曹站长说。

　　另外，与被救助人员的家人或者当地政府联系，也是让救助站最头痛的事。

　　14岁的聋哑儿童夏伟平8月10日被民警护送到救助站。为了解他的情况，工作人员想了许多办法与其沟通，甚至请来了哑语老师帮忙。好不容易了解到孩子是贵阳人，瞒着父母私自出行游玩，路费花光了。按救助站的想法，孩子离家后家人一定很着急，定会想方设法寻找。工作人员先后与贵阳方面7个单位联系，可得到的消息都是查无此人。看着孩子天天在眼前晃，工作人员着急也没有办法。

　　“被救助者大部分都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村，获得他们真实的家庭住址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当我们好不容易联系到被救助者所在乡的乡政府，请他们到北京领人时，对方不是回答向领导汇报后再回复，就是回答领导正在研究。更有甚者，一听是救助站的电话，就一句话不说把电话挂了。”

　　在救助站门里的影壁上，题写着“博爱”二字。曹站长解释，这是一个巧合。这两个字原来就有，在改造时员工都认为这两个字符合救助站的特性，就保留了下来，希望通过努力把这两个字发扬光大。

　　曹站长说：“救助站这种形式在我们国家是新概念，上上下下都没有经验可循，只能在工作中摸索总结。而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强化自身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