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活力与朝气是这个城市不变的 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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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杨艳萍(记者)顾嘉健(记者)

　　数字英雄

　　黄伟哲递过名片，上面印有六七家企业的名字。看着眼前这位身材颀长、容貌清瘦的小伙子，记者不由心生疑惑：“你究竟有多少家公司？”黄伟哲抬手，冲着温州科技馆三楼大厅40多家参展单位轻快地一划，踌躇满志地说：“这里有一半的公司，或者属于我，或者与我有关。”

　　在温州，黄伟哲算得上是个异数。这位年近而立的青年人，在当地小有声望，不仅身兼数家公司董事长，还是温州市政协委员。“不过我的名声又很‘臭’”，黄伟哲毫无顾忌地对记者说，“了解我的人，对我的看法是五五开，一半看好，一半不看好，但是普遍认为，我的实力不够强。”

　　关于实力的问题，黄伟哲对外人的看法很不以为然。“温州人做生意，讲究实打实。别人用1元钱，做了1.2元的生意，会被看做有实力。我用0.2元钱，做了1.2元的生意，就被看做是异想天开。其实我只是在做法上与传统的温州生意人有所不同，我是整合了大家的资源进行运作，而且让我做成了。”

　　生性不安分的黄伟哲，在浙江大学电子信息专业读研究生时，就“伙同”几名同学在外面开办了自己的软件公司，初试身手便颇有斩获，从此与信息技术产业结下不解之缘。毕业后他曾参与温州数码城的筹建，又与人合作创办了浙江星际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新概念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在温州从事高新技术产业，黄伟哲感触最深的一个字就是“难”，他感到自己的一些理念很难与当地的生意伙伴进行沟通。“在国外，在中国经营方式更新更开放的地区，技术折算成股权是很正常的事，但在温州却很难行得通。”由于知识和眼界的局限，不少温州人对高新技术产业一些特点所知甚少，对其独有的经营方式缺乏宽容。

　　另一个让黄伟哲感到施展不开手脚的原因，是当地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不够。说得多做得少是不少部门的通病。“我们最近在与中科院通讯技术研究所进行合作，同样级别的合作，江苏省当地政府投入2500万进行支持，上海投了近2000万。我们温州，估计政府顶多能拿出20万。”

　　今年上半年，生意一直顺风顺水的黄伟哲，在“一次性手机”的项目上败走麦城，遭受了他从商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在温州的金融界，那可是件天大的事，当时我差点破产。”黄伟哲说出“受骗”两个字，表情很难看，他至今都有些不明白，价值千万的生产线、80亩的厂区，还有太极集团、普天集团这样的参股企业，设备、资料他都是亲眼所见，项目怎么是假的呢？

　　一次性手机又称“易卡通一次性环保型卡式手机”，是北京一家公司从美国ICCC公司引进的专利产品。这种机卡合一的手机十分便宜，因为无需“充电”和“充值”。作为浙江新概念公司的董事长，黄伟哲判断其市场前景会相当不错，对于这样的新事物他接受很快，并且认定一个产品在它的生长期比成熟期更容易赚到钱。

　　2002年8月，黄伟哲迅速以3000万元为代价取得了浙江、河南和河北三省的代理权，并于9月22日，向北京这家公司支付了第一笔代理保证金200万元。为了抢占市场，浙江新概念随后几个月在此三省发展了40多家代理商。

　　“一次性手机是个以小博大的买卖。我要买水，而且我已经都看到水了，这么好的项目，又有国内许多一流的企业参与，我为什么不跟？别说3000万，就是3个亿我也跟。”按照黄伟哲的想法，等北京宏业取得一次性手机入网许可证后，再与宏业续签另外8个省的代理权。

　　根据双方协议，新概念公司将在2003年3月1日拿到由北京这家公司提供的首批一次性手机样货。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时至今日，谁都未曾看到过一次性手机的真容，原因在于，北京这家公司至今也没拿到信息产业部颁发的一次性手机入网许可证。对于北京这家公司，黄伟哲现在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法律手段追讨已支付的200万元代理权锁定金。

　　回过头来，黄伟哲还要面对三省40多家二级代理商，道歉，退款，同样是受害者的浙江新概念得到了代理商的理解，而且由于退款及时，态度诚恳，反而让黄伟哲在通信领域的销售渠道中建立了信誉，坏事竟然转化成了好事，当黄伟哲成立浙江神通通信实业有限公司，在今年6月开始做起清仓手机的生意时，这些经销商再度成为了他的合作伙伴。

　　“一次性手机”事件，让黄伟哲狠狠反省了半年。在这个比做股票还要刺激的行业，他也看到存在着可能比股市更大的风险。“今后我宁可花100万去调研，也不再轻易花10万去搞投资。”黄伟哲眼前的国内手机市场，正处在群雄纷争，分疆裂土的战国时代，要在这样的大格局中划出一块自己的疆域，就必须独辟蹊径。

　　争抢新款手机的代理难度已经太大，黄伟哲看上了各个手机厂家积压在仓库里的过气滞销产品。“目前全国有70%的人有能力使用手机，但是现有的覆盖面只有12.7%，价格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他以300元／台的清仓价格拿到手机厂家的滞销产品，400元／台的价格分包给代理商，再以500／台的价格销售出去。

　　让黄伟哲颇为得意的是，做手机清仓的“国包”(全国总代理)形势一片大好。短短几个月，已开始有手机厂商主动上门联系生意了。

　　与黄伟哲交谈，你可以清晰感受到他的意气风发、年少气盛。但是在这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心中，也有让他很服帖的人，那就是UTSTARCOM的创始人吴鹰。“他做小灵通，把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而且在短短数年时间，将UTSTARCOM做成了国内一流的通信技术公司，这样的人，温州没有，这样的平台，温州也没有。他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和谐之美

　　挺宇集团的总经理潘佩聪，是个娇小娟秀的漂亮MM。在她身后的墙壁上，悬挂着两把寒光闪闪的长剑，那是朋友从英国带回来送她的礼物。潘佩聪笑盈盈地说：“可能朋友觉得我身上缺少点杀气。”

　　潘佩聪统领下的“挺宇集团”，是一家从事阀门、仪器仪表以及新型防腐衬里设备的企业，在中国民企巨头云集的浙江省，挺宇集团早已跻身百强之列。从父亲的手中接手挺宇时，潘佩聪只有18岁。

　　70年代末从2000元起家的“挺宇”到了80年代后期已经颇具规模，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把潘佩聪的父母“吓”到了国外。“那时候报纸上的大幅标题是：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我的父母都是历经波折的人，他们对政治相当敏感。他们决定先到国外看一看。他们考察了10多个国家，后来决定定居在西班牙，等父亲在那里把餐馆都开好了，这里的形势又缓和了。”

　　父母出走时，潘佩聪刚读大一。她从16岁起，就开始分管公司的财务。父亲走时将公司的管理交给原先负责生产和经营的两位老部下，但是潘佩聪很快就发现，工厂的生产不再像以往井井有条，负责经营的经理，竟然将公司的合同拿给了外人。她不明白为什么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的变故，过去与父亲患难与共的叔叔们怎么像是换了个人。

　　潘佩聪觉得，不能让父亲辛苦创立的企业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垮掉。他找到两位经理，要求做一段时间代理厂长，但是被拒绝。“他们说，你还小，不知道商场如战场的严酷，等你长大了，我们再把企业交给你。等我长大？说不定那时候这个公司早就死了，甚至怎么死的都不明白。”

　　潘佩聪回头细想，这样折腾下去，经营了9年的公司就完了。如果自己接手，到时候至少明白公司是怎么死的。主意已定，潘佩聪当即强行从两位经理手中收回了所有的权力。死马且当活马医，濒临困境的公司竟然在不到20岁的潘佩聪手里起死回生。在这期间，她还平息了一场工人罢工。

　　父母不在身边，同龄人还都在上学，潘佩聪身边竟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商量，公司大小事务她凭着天性中的聪慧和坚韧，硬是扛了下来，以至于到了今天，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她成了一个独断专行的家伙。“他们两个的性格都比较内向，年龄和我相差又挺大。父母经常指派我去和他们谈话，他们就说：你的口气和爸妈一个样，不要说了，我们和你有代沟。”潘佩聪忍俊不禁。

　　父母的心目里，潘佩聪是个早慧、懂事、性格强悍认死理的人。16岁那年，上海金山一家国有企业有30万的欠款始终不到账，临近年关，公司资金周转紧张，父亲为此很是犯难。潘佩聪说，我去。那时候温州到上海坐船要20多个小时，到金山中途还要换几部车。潘佩聪凭着一个地址，找到这家企业。

　　看到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来讨账，这家国企的领导大吃一惊。也许是16岁的潘佩聪楚楚可怜的神情令人不忍，也许是这些大老爷们拗不过她的倔强，潘佩聪“骗”他们，来的时候父母交代，要不到钱就别回家。最后她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那张30万元的支票。

　　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让潘佩聪在同龄人中显出了少有的早熟，这使她在30岁之前，就已驾轻就熟地替父亲打理着挺宇及其下属10多家大小企业，并在近年开始涉及房地产和文化产业。

　　在朋友的眼中，潘佩聪是个极有经商头脑，而且眼光独到的女子。“她视野开阔，待人真诚。和她交流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潘佩聪是北大的MBA，在北京的那几年，她对传媒行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从前一直和仪表打交道的女孩，与《中华工商时报》合作，自己投资策划，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门针对民营经济的栏目“民刊”。

　　这项合作结束后，潘佩聪在文化领域的热情并没有由此减退。她与过去在报社的合作伙伴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同道新文投资有限公司”，主攻文化产业。在北京，“同道新文”已推出了数本畅销书，在上海，潘佩聪与日本最大的一家电视台合作，投拍专题纪录片，她自己不仅身兼制片和策划，而且经常亲任主持。

　　挺宇集团是一家典型的家族式企业。父亲潘挺宇任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是潘佩聪，母亲负责行政内务，妹妹执掌财务，弟弟控制市场。在外界对“家族企业”存在的合理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潘佩聪清醒地在市场中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企业的生存方式。

　　2002年北大经济学者张维迎在温州主持了一场关于家族企业利弊之辩的“财富论坛”，潘佩聪作为正方代表，论述了家族企业的合理性。“记得我当时的观点是，如果用辩证的眼光来看，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在目前的经济环境里，家族企业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区别在于大家合作的对象不同而已。”

　　潘佩聪觉得，在一个家族企业中，合作对象是自己的家人，他们只要有足够的责任心去承担责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换作与其他人合作，难道就没有问题吗？“做企业也要顺势而为，最重要的是追求一种和谐，和谐自然，那才是真正的美。20多年的漫长磨合，让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然而潘佩聪也清晰地看到，当企业做大之后，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力也在逐渐弱化。“总是闭门造车，确实会阻碍企业的发展。我们企业的股本还比较单一，现在我们正在逐步使家族企业股份化。”为此挺宇集团成立了董事局，投资任何新项目都要通过董事局最后决策。在这个董事局中，潘佩聪家族占有3票，外面聘请的专家有7票。

　　“从专业知识讲，我们没有办法与站在行业最前沿的专家相提并论，请他们来就是要借助他们的专业素养，来确定投资项目的可行程度。

　　如果在18岁的时候还有另一种选择，你会从事什么职业？潘佩聪的回答丝毫没有迟疑：新闻。“我像是有一个情结，对这个行业一直怀有憧憬。‘同道新文’就是我新闻情结的一个延续吧。”

　　姐弟鞋佬

　　郑莱莉没有如约和父亲郑秀康坐在一起接受采访，她打来手机说，有点事情需要处理，有关康奈集团今后的发展思路，如何选择接班人，父亲可以回答，作为公司第二代的领导者，她自己的想法不会和父亲有太大的出入，会按照董事会的决议多做些实事。

　　公司另外一位副总对记者说，关于接班人可能是比较敏感的话题，郑莱莉没有出面，反映出她的成熟。28岁的郑莱莉前不久举行了婚礼，许多温州当地的同代企业家都是她的好朋友，都收到了邀请，他们在同记者聊天时，对郑莱莉颇有赞许之色。

　　1997年，郑莱莉从天津财经大学毕业，1年后，进入康奈集团担任副总经理兼团委书记，现在负责公司管理，其弟弟郑莱毅从英国学成设计和企业管理专业后，也进入康奈担任副总经理一职，负责广告策划和产品科研。

　　集团董事长郑秀康告诉记者，为了让姐弟俩知道他们的父辈有今天的产业是通过怎样的劳动得来的，从初中开始，他就有意让他们参加自己制鞋厂的劳动，“因为此前从来没有带他们来过单位，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在人事处报到后就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工作，到了高中、大学的时候，我在家里经常说些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务，有意识地灌输他们一些思路。现在证明，和厂里几百名大学生相比，他俩的思维进度要快得多。”

　　大学毕业后，姐弟俩还被安排在公司各个部门劳动1年，郑秀康希望他们能够熟悉所有的流程，以便以后管理时让人信服。

　　今年7月22日，共青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郑莱莉作为团的十五大代表参加了大会，和其他代表一起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各大媒体对温州来的民企代表抱以极大热情，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10多家媒体都对郑莱莉做了专访。

　　“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我再退出，届时他们姐弟俩拥有的股份肯定是最多，当然我希望留给他们不只是钱，而是康奈发展的先进制度。”郑秀康并不回避在家族中挑选接班人的问题。

　　起步于1980年的康奈集团目前资产规模达到3亿元，在刚刚过去的2002年产值就达7个亿，一个占地140多亩的康奈工业园也将在今年建成，明年集团的销售额将达到15亿元。

　　现在的关键是康奈已经在美、法、意等国建立了70家专卖店(柜)，计划到2005年发展超过100家海外专卖店，郑秀康是制鞋业里最为激烈的“反加工”派，他曾经情绪激动地说：“中国要从制鞋大国走向制鞋强国，温州作为中国鞋都，必须担负起创世界名牌的使命。”

　　温州市鞋革工业协会秘书长朱峰曾经认为，现在很多“鞋佬”的子女根本就不具备办企业的能力，家族式管理将会堵死制度创新和优秀人才进入温州制鞋业的通道，如果这方面没有突破，温州鞋业包括大厂都有可能被淘汰。不知郑莱莉他们能否成为特例，担负起这样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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