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中学生王薇放学回家需要坐公交车，她在不同的时间、车次经历过同样的遭遇———受到性骚扰。她说，有一次，车并不是特别拥挤，但她身后一名男子还是故意靠得特别近，用身体紧贴着她的身体，左蹭右蹭。幸亏当时旁边一位年纪较长的叔叔看到后对那人说：

　　“瞧，后面地方大着呢，你挤人家小女孩干什么呀？”那人这才没趣地离开。但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她是不敢声张的，只会设法躲开，“因为怕被报复，所以也不敢骂他。”王薇补充说。

　　性骚扰，这个字眼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人们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84％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性骚扰中，50％来自工作场所，其中36％来自上级，14％来自同事。性骚扰表现形式尚无统一界定，一般认为有口头、行动、人为设置环境3种方式。口头方式：如以下流语言挑逗女性，向其讲述个人的性经历或色情内容；行动方式：故意触摸碰撞异性身体敏感部位；设置环境方式：即在工作场所周围布置淫秽图片、广告等，使对方感到难堪。

　　如案例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公交车上女性会经常遭遇性骚扰。一项针对年轻女性的调查表明，公交车上的性骚扰，亲身经历过的占35％，亲眼见到的占28％，听说过的占27％。

　　“性骚扰”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已经不能再漠视、沉默，而必须直面这个问题。

　　“性骚扰”第一案引发的讨论

　　案例：2001年7月，陕西西安市一位30岁的国有企业女职员童某向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提出起诉，指控她的上司对其进行了性骚扰。这是我国首例性骚扰案。一审在经过近两个月的审理后，法院认为控方没有出示足够的证据证明性骚扰事实存在，因而对原告的起诉予以驳回。原告律师马强对审理结果表示不满。他说，庭审中，原告出示了1个直接证据和8个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童女士的同事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外，听到童女士在里面说“你不要这样”之类的拒绝语言。法院却认为证人未进门，无法知道里面在做什么事，同时也没有听到总经理的声音，无法确定童女士当时在拒绝谁，故没有认定该证据。

　　西安的性骚扰第一案审判结果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一位在西安市某大学就读的女研究生说，性骚扰对女性来说不光是性方面的问题，也是人格尊严的问题。我国现在还没有性骚扰方面的法律，需要立法。另外，现在中国的观念还比较保守，有勇气起诉的女性本来就很少，毕竟这对女性来说成本太高，会影响家庭和工作，周围的人也会因此对当事人另眼相看。这次首例性骚扰案败诉了，在社会上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使女性更加不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多的人会选择忍气吞声。

　　北京某知名大学的徐先生则认为：性骚扰需要立法，但立法要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如何界定性骚扰就是个问题。其次，性骚扰取证异常困难。法律是要用证据说话的，但是，性骚扰很多时候是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无从寻找证据。如果偷偷带着一个录音机和摄像机去取证又会有诸多困扰。男性也在被“性骚扰”案例：某大学本科生刘亮曾遭遇过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他在公共浴室洗澡。不久，周围的人陆续洗完离开，最后一个隔段中只剩下他和一个30多岁的男子。这个男子见四处无人便走过来主动搭讪并提出为刘亮搓背，在搓背时不断试图抚摸他的身体，后来又试探着摸他的下身，且越来越嚣张。刘亮觉得恶心，推说自己已经洗好便迅速离开。刘亮说同宿舍的其他男生有三四个也遇到过类似之事，甚至还有更过分的情况。

　　在人们的观念中，通常认为性骚扰只是男性针对女性。而实际上男性受到性骚扰的也大有人在，只不过一向被忽视了。男性受到同性性骚扰的地点多为浴室、厕所等地，其情节有时更比女性恶劣。性骚扰对男性青年的负面影响同样是十分严重的。

　　性骚扰的实施者和受害者是不分性别的，它侵犯的不仅是女性的权益，而是所有当事人的人格，是整个社会基于人权的秩序。

　　有待法律的健全与社会观念的转变

　　中国尚无禁止性骚扰的法律规定。在1997年刑法修改之前，一般对严重的性骚扰行为按流氓罪追究刑事责任（而1997年刑法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更符合性骚扰的特征）。较轻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行政处罚，对一般的性骚扰行为则划入道德规范范畴。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所说，性骚扰侵犯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不仅仅是妇女，也不仅仅是妇女的人身权利。它侵犯的，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最无形，但又是最无价的东西：一个人的尊严。性骚扰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应当而且必须引起社会的重视。

　　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一方面要依靠国家立法，另一方面也要依靠社会观念的转变。要期待我们的法律进一步健全，也要期待我们的文化最终扫除掉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不再仅仅盯住性骚扰里面的那个“性”字不放；不再把性方面的“完好无损”用来判断女性的人格与价值。（文/宋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