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南监狱作为特殊管理机关，在其所辖范围内拥有相对独立的公检法权力。襄南监狱所属老国有企业邓林化肥厂在一次与贵州投资商的合作中，以一个令人费解的“投资环境”，导致远道而来的缺乏准备的贵州投资企业被“难倒”。原因何在？记者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跨越贵州、湖北两省的采访调查。

　　一个监狱拥有令人吃惊的“独立”的公检法权力

　　一个监狱，竟会拥有独立的公检法权力，这在人们的常识里，实在让人不能不怀疑这种说法的用意。因此，当贵州成铁宏路公司的副总经理钟小康面对记者反复强调这一说法时，记者愣了一下后,只有提醒他不要“意气用词”。但记者在几天后对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办公室余主任进行采访时，却被证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据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办公室余主任介绍，在我国解放初期，很多大监狱实际上称为农场，为了方便管理，这些农场都组建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公检法队伍。到现今，很多监狱都把公检法机关移交给了地方，但仍有少数维持了当初的建制，襄南监狱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襄南监狱所在地的公安局、检察院、法庭，名义上虽由湖北省襄樊市公检法部门派驻，但实际上党务关系由襄南监狱管理，这使得襄南监狱在其所辖范围内拥有着相对独立的公检法权力。

　　贵州成铁宏路公司从1999年开始为我国最大的磷化工企业——贵州宏福总公司供应和运输液氨，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专业液氨运输销售企业。今年5月，经过了多次考察后，宏路公司决定与湖北襄南监狱所属的邓林农场化肥厂联营生产销售碳铵、液氨、复合肥等产品。邓林化肥厂作为一个老国有企业，经营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寻求外资的进入，也是其管理层的愿望。

　　看起来，这样一个来自贵州的有相当实力的民营企业介入邓林化肥厂的生产经营，按照经验，应该是一个老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一个好办法。因而，双方一经接触，即皆大欢喜，很快签定了一个后来被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工业处处长李实称为“无赖合同”的《联营合同》。李实说：“之所以称之为无赖，是因为合同名为联营合同，却显示的是租赁的性质。”因为按照合同，邓林化肥厂由贵州方全权经营，赢亏自负。

　　贵州成铁宏路公司董事长张恒渝之所以要签定这一合同的底气，除了在于其公司具有相当的实力外，更在于其长期的合作伙伴贵州宏福总公司承诺包购其产品，也还在于他认为邓林化肥厂特殊的监狱企业性质使其可以使用相对廉价的服刑人员为劳动力。他唯一没想到的是，他从一开始就踏上了一条让他颇感莫明其妙的险路。

　　一个民营企业标准的工资方案成为矛盾的导火索

　　按照联营合同，宏路公司每年将向邓林化肥厂交纳270万元人民币作为老邓林化肥厂偿还债务使用，每半年交纳135万元。今年5月，宏路公司向邓林化肥厂支付了135万后，正式取得了邓林公肥厂的生产经营权。一个现代民营企业与一个老国有困难企业的碰撞也开始了。显然，宏路公司从一开始就对改组一个老国有企业可能遇到的困难缺乏准备，这对他们的董事长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未曾经历过的课题。

　　宏路公司开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组这个老国有企业。7月8日，宏路公司按照激励机制宣布了新的工资改革方案，这一方案的工资平均标准虽然略高于改革前，但在邓林厂部分干部职工的眼中，差距太大，高的可以拿几千元，少的只有几百元。襄南监狱副监狱长、前邓林公肥厂厂长高星敏对这一工资方案的评价是：“别的地方可以拉开这么大的差距，这里不行，职工不答应。”

　　部分职工对工资差距的不满，突然以少数职工的闹事为出口表现了出来。新的工资方案刚宣布没几天，少数职工先是找宏路公司管理层理论，在没有得到满意结果后，对厂大门进行了封堵。宏路公司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公安人员到场后，进行了劝告，监狱领导也到现场进行了劝阻，但效果不明显。工厂被迫停产。

　　宏路公司律师认为，少数职工的这种做法已经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属违法行为，事件不能被及时有效制止已经显示了襄南监狱下属公安机关的工作“无效”，这实在令人费解。

　　宏路公司无奈之下只得在与襄南监狱领导协商后，修改了工资方案。在随后招开的职工代表大会上，新方案获得了全票通过。通过对部分职工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少数闹事职工也做了检查。停产了一个多月后，生产眼看就要恢复。但新的莫名其妙的事件又发生了。

　　职工李德全以新的工资方案把他的岗位工资定为250元，不仅低于当地劳动部门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而且按当地风俗对他有“侮辱”之意为由，开始滋事。8月8日下午四点左右，李德全带着几个人到厂长办公室滋事，打伤了厂长，砸了办公室的门。而闻讯而来的监狱个别领导和派出所的人到现场进行了劝告，但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致使事态不断扩大，宏路公司派任的厂长简永红被打成轻微伤。第二天李德全等人跑到经襄南监狱任命的厂党委书记刘福住处滋事。第二天,为贵州派驻人员做饭的女工等人门牙被打断，胸部、肩部等多处受伤，厂门被锁……

　　宏路公司感到自己的派驻人员安全已经受到威胁，包括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负责人被迫到宜城市回避。

　　这是一起明显的治安事件，但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襄南监狱的重视和处理，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更不可理解的是，8月18日,打人凶手还提出荒唐的要求，要求补发工资，要赔偿医疗费，还要赔偿凶手父母的精神损失费等等。22日，凶手拉了一车茄子，强迫厂里购买……

　　合作以令人费解的形式走到了尽头

　　8月20日，宏路公司致函襄南监狱决定解除《联营合同》。但事态还在恶化。宏路公司介绍：此前，邓林化肥厂因联营前的债务问题，其帐户被宜城市法院查封，宏路公司打入该帐户的8万多元被冻结。为了避免卷入原化肥厂债务纠纷，宏路公司指派其财务人员熊劲松暂把来往资金存入个人帐户。一系列恶性事件发生后，出于安全考虑，按照公司安排，宏路公司两名财务人员也于8月26日撤离邓林，撤离时带走了100多万客户预交的货款。但很快襄南监狱所属检察院以贪污和携款潜逃的罪名立案，并于9月初刑事拘留了两名财会人员，同时冻结了宏路公司在贵阳、昆明的银行帐户及其客户的银行帐户等等。当地公检法机关在维护生产秩序上的“无效”与抓宏路公司财务人员的“快速反应”形式了鲜明的对比。

　　宏路公司紧急向襄樊市、宜城市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的答复与记者电话采访襄樊市政法委办公室刘主任时得到的答复一样：“襄南监狱拥有相对独立的公检法权力，地方政府部门不好干予。”

　　襄南监狱监狱长、党委书记熊自农对记者表达了对这一结局的遗憾，但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他表示只要宏路公司把财务人员带走的货款交回来，他即可与检察院协商放人并免于起诉。其无意间表示出来的对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强大的影响力让记者感到了这一事件的复杂性。而这一点也正是宏路公司董事长张恒渝最为忧虑的。

　　谁的眼泪在飞？

　　宏路公司短暂的省外投资经历显然失败了，从5月开始到全体管理人员离开邓林化肥厂，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公司先后投入近500万元人民币。如此难言的结局让宏路公司全体董事感到实在窝囊，纷纷对记者表示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讨回一个公道，否则难以向因为执行公司指令而锒铛入狱的两名职工交待，难以向没有参与纠纷却被查封帐户的客户交待。但谁也不会怀疑在这一场纠纷中，宏路公司天然地处于弱势，尽管襄南监狱负责人一再向记者强调要“依法办事”。

　　襄南监狱却并不认为责任在自己，认为宏路公司真正撤走的原因是亏损，对记者“为什么亏损”的追问，熊自农承认一部分职工因为对工资差距不满，消极怠工但水电照用；襄南监狱干部、邓林化肥厂党委副书记曹必胜认为自从开始生产以来，少数职工和当地的一些农民一直滋事不断，生产时断时续，当然要亏损。这一说法在记者采访邓林化肥厂工人时得到了证实。

　　在采访中，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和襄南监狱有关负责人在对事件的描述中口径不一、前后矛盾。比如在对打人凶手李德全的介绍中，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工业处处长李实认为因为需要三个月时间取证，所以没有处理；襄南监狱副监狱长高星敏干脆认为李德全没有违法；而襄南监狱党委书记熊自农则说是李德全已经逃走。

　　这些令人费解的现象，让记者采访越深入越感到在一系列表象背后，似乎有一种深藏的力量，让一个原本看起来风险极小的投资迅速夭折。

　　贵州宏路公司与湖北襄南监狱邓林化肥厂的联营，实质就是一场现代民营企业与一个老国有企业的碰撞。应该说，双方的合作在开始是真诚的，遗憾的是，我们不难看到邓林化肥厂职工对现代企业制度所带来的必然的改革风雨，缺乏承受能力；襄南监狱派驻厂里的管理干部也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最后导致在滋事风波一轮接一轮的过程中，合作走向崩溃，邓林化肥厂也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改革机遇。

　　现在的问题在于：襄南监狱先是认定宏路公司帐务人员是携款潜逃，后又认定因为携走的是客户预交的货款，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宏路公司又确实是一个有实力有良好信誉的公司，自己投入了近500万的现金，何必要“诈骗”呢？

　　采访中，不断有人质疑：由于襄南监狱拥有相对独立的公检法权力，在处理其与贵州投资商的纠纷中，直接由其公检法机关处理，这符合法律的“回避精神”吗?

　　我们需要从中反思的是：投资环境，尤其是生产秩序，怎么可以如此被轻而易举就被几个人滋事破坏殆尽？（记者王贵山、孟海）（来源：中国广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