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索引：浙江、武汉、江苏、安徽、江西、福建、上海，来自不同省市的不同公司却上了同一个套。这些公司都按合同支付给南京江苏绿色獭兔开发有限公司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合同履约金，却都在一两个月的工夫里有去无回。这场从去年一直延续到今年的风波卷入了7家宁波企业，有去无回的资金达到几百万之多。

　　今年初，在一家宁波颇具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出这样一篇文章，以江苏南京绿色獭兔公司让许多宁波投资者合同履约金不翼而飞为由，提醒家乡企业对外投资、承接业务、行事勿大意。为了给自己故乡的企业要回不翼而飞的资金，南京宁波经济促进会的秘书长已经在南京奔走呼叫了一年的时间，最终也没有讨得说法。

　　缘起：帮助家乡商人讨债

　　2002年6月26日，经过一番考察，上海宁波籍的叶总很高兴地与绿色獭兔总裁蒋勇签订了合同书，并按照协议规定打入银行双控帐户50万人民币的合同履约金。可是7月28日就发现该账户银行余额为1734元，50万元合同履约金不存在了。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叶总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

　　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叶总就开始为这50万不翼而飞的合同履约金而奔波：

　　7月23日下午4时，得到资金失踪信息，即赶到獭兔公司见蒋总，蒋总及财务否认。

　　7月24日，银行方面告知双方资金仍由银行保管在帐上。

　　7月25日，证实资金失踪,獭兔公司确认资金已经被用。

　　8月2日，到獭兔公司询问有关8月5日开工事宜，钱未着落。

　　8月8日，再去獭兔公司，告知公司正在筹划资金。

　　8月10日，叶总作为投资者，在南京举目无亲人，朋友也有限，资金莫名其妙消失，心情万分焦急，他开始向江宁区以及南京市公安机关报案，可是等了几个月的时间，也没有拿回50万的合同履约金以及1万多的公证费。叶总即向南京宁波经济促进会提出请求援助，促进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都亲自出面与獭兔公司交涉。我们开始介入的时候，很有信心，向当地的银行、公安、法院等部门求助，并促使南京市公安局经济案件侦察支队立案侦查。利用有限的力量为我们的企业家维护权益。在该秘书长一份长达5页纸的日志中记者了解到，经济促进会在2002年下半年有四五次陪同叶总到绿色獭兔，却只要回了5.5万元。至今，这50万元的履约金也没有被全部追回。

　　另外一位宁波商人在电话里义愤填膺：我打到獭兔公司账号里的60万履约金也是不翼而飞。经济案件侦察支队两个月前就受理了我的案子，为了这个事儿，我在半个月前还去了一趟，可是他们说要再等一等，上诉也要再等一等。折腾了1年多的时间，也没有拿回钱。

　　同时，据记者了解，这个案子的波及范围不仅仅限于宁波：安徽巢湖市工业建筑公司的吴经理向獭兔公司打进5万元履约金、中国对外南方建设工程总公司桂林工程局第三工程处向江苏绿色獭兔公司汇入了50万元的履约金……浙江、武汉、江苏、江西、福建、上海等几个省市都有公司支付给獭兔公司的履约金也同样有去无回一个獭兔兔房的项目同时套进了十几家公司。

　　过程：督促执法十分艰难

　　如果法律途径可以迅速解决，我们也不至于这么奔波！秘书长满脸的无奈，叹了一口气说：（为了给宁波企业讨债），我们跑的地方可多了！仅经安大队就跑了三四次，近一年后在南京市经安大队立案。一圈跑下来，我们也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可是绿色獭兔在此之前依然营业。说这话时，跑了一年政府部门的郭秘书长已经十分平静。一年多的时间，为了能够督促执法部门，他求助过禄口镇、江宁区一直到南京市人大，还给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市人大等地方都递交过书面申请。

　　我们看着看着就没希望了。郭秘书长说。这位在办公大楼上口碑极好，平日里待人和善的秘书长也开始较真起来--2003年2月26日，他给家乡一份影响很大的媒体发了一份传真，忠告家乡企业，在赴外地考察，寻求投资项目或承接各种业务之时，切忌谨慎从事，谨防上当受骗。在刊登出的文章中，秘书长所举的事例就是江宁禄口镇某企业让浙江在上海的一家企业50万元合同履约金不翼而飞。同时，南京这家企业已经采取同样手段，以假借工程发包之名，先后令十几家企业合同履约金消失，其中宁波的建筑企业就有4家，涉及金额近200万元。秘书长对记者解释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说的外地就是南京。

　　秘书长摊着双手对记者说：说句心里话，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平时我做的很多工作都是为了维护南京的投资环境，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怎么都不会在家乡的报纸上提醒企业要谨慎在南京投资的！

　　体会：政府有没有监管义务？

　　如果法律途径可以及时地为这些经济上受到损失的外地投资者解决问题，这家浙江民间商业组织的秘书长也不会求助于政府。日前，记者按照这位秘书长的顺序也挨个找了各级政府部门。

　　上午10点，记者拨通了禄口镇党委书记办的电话。书记办的工作人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绝对不袒护！同时，工作人员说明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情况只有靠企业自己了解情况，政府不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也不应该对企业行为承担责任。至于外地投资者在南京遇到难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他表示不是政府的行为，政府不应该接待，找执法部门才是最合适的。

　　今年初，禄口镇给郭秘书长的也是同样的解释。秘书长说：禄口镇对这家企业也是深恶痛绝，却又表示无能为力。

　　随后，江宁区委一位相关负责人对于如何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这么解释：这些业务上的往来是经济行为，理应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不应该总是往政府这个筐里装。否则，政府的包袱就太重了？

　　在江宁区，企业投资前期的政务超市、政府一站式服务中心都一应俱全，监督作用也主要体现在规范企业行为上。至于后期企业权益受损，而且通过法律途径耗时耗力，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该负责人表示政府也是应该做一些沟通的，但是找哪个部门很难确定。

　　反思：谁为额外的交易成本买单？

　　这不禁令浙商发出这样的感叹：怎么在外地做一笔生意，交易成本就这么高？究竟谁该为这些企业付出的昂贵的交易成本买单？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

　　毛寿龙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协调在一个城市投资环境中出现的不和谐音符。他说：从操作的意义上来说，政府不想做一件事情，总是有解释权，这种解释让你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他。所以他处于一种总有理的状态。其实，作为政府，依然需要考虑社会，要有人性关怀。现在一些政府的做法就是缺乏这种关怀，对百姓的问题没有回应性。这就是因为缺少一个公共讨论空间，市民和政府部门之间缺少一个对等的基础。

　　提到企业所遇到的经济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毛寿龙肯定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承担责任。服务型政府应该有责任和义务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对于交易成本，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将之定义为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提出中国企业交易成本过高，他分析原因为制度不健全、规则不透明、诚信状况不好。而中介组织发展不足(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批发零售业等)，不能为生产和流通企业提供高素质的中介服务则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要有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监管框架。

　　然而，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依然是：十几家公司为了獭兔公司丢了几百万，却因为执法程序走得慢、政府缺乏监管而迟迟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些企业所付出的额外交易成本，谁来买单？（记者郝倩）（来源：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