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海

　　笔者之所以提出“民企的‘出身’何时高贵起来”的疑问，并不是因为骨子里就认为民企“出身”卑贱，而是因为，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把所有制当作土地审批前置条件，这等陈旧观念和违法行为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

　　据《法制日报》9月17日报道，始建于1993年的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大孤山工业园，共入驻企业59户，占地38000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临时用地。1998年4月，政府决定征用该地块。在征用的内部决定做出后，大连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土地局以清查违法用地的名义，对其中的17户集体企业予以处罚后突击办理了用地手续，另外42户民营企业未被处罚，也未予以办理用地手续。今年7月，该园区开始拆迁，管委会要求42户民营企业无偿拆迁。但这些企业主发现，17户所谓的集体企业，因补办了土地审批手续而获得政府赔偿，最多一户获赔四百多万元，而该企业当初所缴纳的罚款和所支付的土地费用仅十几万元。更令这些民营企业主不解的是，他们未被处罚因而也未得到用地补办手续，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民营企业。

　　可以说，土地部门在补办用地审批手续时，以所有制划界，偏袒集体企业，歧视民营企业，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地位极不平等。这种状况说明，“出身论”至今仍对民营企业有着很大的影响，使得中小民企在市场竞争中难以获得公平的地位。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曾经指出，同样是商务合同关系中的债务关系，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的钱是商业来往，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的钱就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是侵占国有资产；同样欠银行的钱，国有企业就可以不了了之，而民营企业就有可能被定性为诈骗。这表明出身论的影响在企业界仍然存在。

　　那么，“出身论”为什么会在企业界长久存在呢？主要是在认识上陈旧观念根深蒂固，许多地方官员还在片面地强调公有经济占主体的“主体论”，顽固地认为民营企业干不了大事，大项目、大工程还得靠国企来干，甚至把国企那一套方案强套在民企头上。于是，在这些地方，公平公正的环境远未形成：在政策上，民企融资难、入行门槛高这两道关迟迟无法迈过，一些正在实施的优惠政策，其直接受益者主要还是国企，民企只能饮第二、第三道“汤”，造成民企升级、壮大乏力，市场信任难以有效建立；在管理上，对民企取多予少，管多扶少，偏(偏重国有经济)多公(公平待遇)少。

　　如今，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归根到底是没有获得公平的地位。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要帮助民营企业，首先的问题不是财政金融支持，关键是一视同仁，不问出身，优化民企发展的软环境。比如，营造一视同仁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政府机构分工明晰、设置合理的服务环境、民营企业家“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有实惠”的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