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记者的名义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06日17:20 北京晚报

　　以记者的名义

　　邵飘萍，名振青，字飘萍。1884年11月1日出生于浙江金华。“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是邵飘萍最为坚定的信念。辛亥革命后，邵飘萍因“恶意诽谤罪”而被捕入狱。1914年春，被营救出狱的邵飘萍东渡日本。居日期间，他为《申报》及《时报》撰写了大量时事短评。1916年，邵飘萍回国，作为《申报》的特约记者，他很快地进入了角色，其意气风发，写作

甚勤。并创办了在北方颇具影响的《京报》。

　　邵飘萍被人称为“新闻全才”。北京大官本讨厌见记者，邵飘萍却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如他夜探总理府，虚访美使馆，独家新闻总是被他抢到。邵飘萍风流倜傥，慷慨豪爽，善于言辞，广泛交友，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靠得拢，谈得来。他重交情，讲排场，经常在酒楼饭馆宴请宾客，以期从客人的谈话中捕捉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邵飘萍不仅是新闻巨人，而且也是政治巨人。1925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的介绍下，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报道。一年以后，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

　　邹韬奋（1895．11．5至1944．7．24）原名思润，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在福建永安。1921年大学毕业后至1931年，负责《生活》周刊和《时事新报》副刊编务。1932年7月，建立生活书店。次年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这期间，他写了《小言论》和《韬奋漫笔》等杂文集。1933年7月因受迫害流亡国外，先后写了《萍踪寄语》、《萍踪忆语》4本游记随笔，这是20世纪30年代新闻性散文中少有的佳作。

　　1935年8月，由美归国，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不久被封。1936年奔走于港沪之间，积极鼓动抗日，年底遭逮捕。出狱后，上海沦陷，前往武汉继续参加救国活动。国民党政府聘他为国民参议员。他把《抗战》和《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1941年2月，辞去国民参议员职务，出走香港，并恢复《大众生活》周刊。

　　香港沦陷后，曾到苏北解放区参观访问。1943年写下《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表达了他对蒋介石实行反动政策的愤慨。不久患耳癌去世。

　　王芸生，新记《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1901年9月生在天津郊区，不满六岁进私塾，父亲给他取学名叫德鹏，“芸生”这个名字还是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

　　少年失学后，他先后做过茶叶店和小布店的学徒、洋行职员，但他酷爱读书，尤其对报纸有兴趣，早年曾在《益世报》副刊发表过《新新年致旧新年书》（署名“倦飞”）。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的周刊，参加集会、撒传单、演讲，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在天津处于危险之中，匆忙逃到上海。

　　他的文字热情洋溢，视野开阔，气魄宏大。老大公报人李纯青说他的文章“长处是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泻”，“那时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观。”陈布雷夸奖他的文章“得张季鸾十之八九”，尽管张在百年报业史上的影响更大，但他们的文章各有风格，不能简单地说他就不如张。重庆时期，张季鸾在读了他写的一篇社论后由衷地赞赏说：“我要写也不过如此！”作为一个大时代的产儿，他亲历了这个时代的风雨血火，他炽热的文字因此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见证之一。

　　他以其热情、无私、远见献身于新闻自由事业，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从1929年到1949年，他在《大公报》的二十年，将是后世有志于言论报国的人们永远的话题。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人（1909年至1970年）。

　　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一”南昌起义。

　　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1935年，年仅25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开始了西北采写的历程，历时10个月，行程万里，他的旅行见闻陆续见诸报端：通讯揭露了西北地区的弊政，描述了西北人民啼饥号寒的悲惨景象，并第一次透露了红军长征时的一些情况。不久，他的《中国西北角》一书出版，范长江充分地表达了他坚决的抗战热忱和对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无比憎恨，也表达了他对劳苦大众?嗄焉畹纳钋型楹投怨仪巴镜纳钋泄刈ⅰ?

　　他要求新闻记者有更健全的人格、更强的责任感和更高的报道水平。

　　他指出，新闻记者要有健康高尚的人格，责己要格外严，要树立正气，培养良好的品质和作风。范长江经常结合当时的形势，联系社会风气以及新闻界的状况，提出有针对性地加强自我教育、培养高尚品质的具体要求。

　　他还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人，先后担任过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长等多种新闻界要职，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埃德加·斯诺（EdgarSnow）

　　（1905年至1972年）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个出版印刷业主之家，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的驻华记者、通讯员。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他曾将亲眼见到的一二·九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同志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10月《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1942年去中亚和前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0年秋天，斯诺和夫人洛伊斯·惠勒又一起来到中国，并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主席亲切交谈，毛主席高度评价他：“我没有变，你也没有变。”随后，斯诺发表了《我同毛泽东谈了话》、《周恩来的谈话》等文章。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因患癌症病逝。他留下的遗嘱是：“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0年至1950年）

　　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幼年时家庭很困难，靠当矿工的父亲维持生活。1916年她来到纽约，投身于火热的政治斗争，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撰稿，1929年初，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中国，进行长时间的采访，足迹遍及全国，她和鲁迅、茅盾及一些进步文化人士都是好朋友，她还曾几次去延安，并写了《朱德传》。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到处奔走呼号，为中国伤员在外国募捐，并促成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她的主要作品有《中国的歌》、《中国红军在前进》、《大地的女儿》、《伟大的道路》、《中国在反击》、《中国的命运》等近800万字。

　　1950年5月，她于伦敦病逝。临终前留下遗嘱，把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1951年5月6日，她逝世一周年之际，她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墓碑，朱德亲笔题写“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安娜·路易斯

　　她作为美国记者192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1960年她在72岁时第6次来到中国，从此在中国度过了她一生中的最后10年。《毛泽东选集》载有名篇《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主席在这篇重要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安娜·路易斯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她的家庭出身使她有明确的是非观念，这种观念引导她在工作中拥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事业。她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运用她的才干去探索蕴含的真理以提高自己对旧方式和新理想之间斗争的觉悟与了解。她在1925年第一次到中国，便支持省港海员大罢工。

　　1927年大革命期间，她去湖南采访报道。1946年，她飞往延安，和那里的领导人在一起，直到他们暂时撤离那个地区。就在当时当地，毛主席发表了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这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是经久的鼓舞。后来，她写道：“当我离开延安时，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是我有生之年向往的地方。”

　　安娜·路易斯因患心动脉硬化症，医治无效，于1970年3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法拉奇

　　对采访对象和反对者而言，她是一个噩梦。她采访过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风云人物，不是作为记者，而是作为战士（她自认为还是历史学家，但是这很难得到普遍认同）。无论是喜爱和尊敬她的，还是厌恶和回避她的，没有人能够拒绝她的采访，包括轻视女性的霍梅尼在内。而她在他面前挑衅地扯掉了面纱，扔在地上。你也许认为这是一个西方记者在做表演，但是，当穆斯林极端组织宣称要暗杀她时，73岁的她拒绝了美国警方的保镖。“被人跟着？我宁愿死。”她说。

　　她坐在因接受其采访而终生后悔的亨利·基辛格对面，突然发问：“你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不是？”

　　“我知道，”以色列总理沙龙喃喃地对她说，“你来，是为你脖子上的骷髅项链增加一个人头。”

　　法拉奇的勇气是从当战地记者开始的。她以《欧洲人》周刊记者的身份来到越南采访越战，多次受伤但都大难不死。后来她又去过中东战场和暴乱中的锡兰，但她比当战地记者还出名的工作是去面对世界上那些最有权力的人物。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

　　在他漫长的记者和创作生涯中，曾因为现代战争而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的足迹深入到前苏联卫国战争前线，遍访世界大战的许多战场，以他犀利的目光和鲜明的观点，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及其内幕。他的许多报道和作品早已誉满美国、蜚声世界文坛。

　　他的名著《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已成为反映“二战”中前苏联前线情况的经典作品。从事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写作，是索尔兹伯里多年来的夙愿。为了写作此书，索尔兹伯里在十多年前就开始酝酿和准备。他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有关长征的各种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并于1984年专程来到我国，在他的好友谢伟思和他的70岁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他以红军般的勇敢和坚毅，不顾年迈（当时76岁）有病（心脏病），中途战胜病痛折磨，坚持越过了千山万水，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74天，终于从江西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他自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寻访。

　　普利策

　　约瑟夫·普利策（JosephPulitzer）1847年生于匈牙利，1867年移居美国，除1885年短暂出任过几个月的参议员外，毕生致力于新闻工作。

　　初到美国的普利策，一文不名，两手空空，凭着他不懈的努力，陆续购买了《西方邮报》、《圣路易斯快邮报》和《纽约世界报》，并对报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它们成为当时美国著名的大报。在他的新闻生涯中，他为使新闻成为社会公认的一门学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一生标志着美国新闻学的创立和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

　　普利策在他的遗嘱中将两百万美元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用以建立一所新闻学院。其中1／4“设立鼓励公共服务、公共道德、美国文学、促进教育的奖项或奖学金”。普利策奖代表了“美国最负责任的写作和最优美的文字”，其新闻奖更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每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美国记者无不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1890年43岁时，他退出了《世界报》的编辑岗位，从此再未回到过编辑部。在此后的20年里，他基本上把自己关在他称之为隔音的“地窖”里，在他的“自由号”（Liberty）游艇上，在位于缅因州巴港（BarHarbor，Maine）他的度假胜地“静塔“（TowerofSilence）中以及他的纽约私邸里。

　　爱德华·默罗

　　1940年8月8日，德国纳粹空军的机群再一次拥到伦敦的上空，进行新一轮的狂轰滥炸。

　　就在弹片横飞和浓烟弥漫的伦敦街头，美国记者爱德华·默罗站在一间普通民居的屋顶上，尽量沉稳住自己的心情，用惯常的语调告诉等候在电视屏幕前的千万观众———“你好，这里是伦敦”。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战争现场进行直播，爱德华·默罗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直播战争的新闻记者。由此开始，美国的电视屏幕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炸弹飞迸、烈火燃烧的伦敦画面，直接促动了一度安于中立的美国人逐渐思考自己结束战争的责任。

　　毫无疑问，爱德华·默罗是一个真正的电视时代开始的标志。在他用自己首开先河的战争直播推出美国三大电视网之前，美国人依然把报纸和广播作为获取新闻的主要来源，电视不过是欣赏体育画面和娱乐明星的小玩意儿，从来只会得到主流社会的鄙视和不屑。

　　沃尔特·克朗凯特

　　“如果我失去了沃尔特·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这个国家的民众。”这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对他的评价。印证这句话的是越战结局。

　　克朗凯特天生是个做记者的人。11岁时，他开始沿街叫卖当地的报纸。

　　他的战地记者生涯，从1937年开始。当时他进入合众社，作为战地记者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从炮火连天的“二战”战场，到纽伦堡大审判，他参与了整个过程。

　　1950年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直干了31年。1962年，克朗凯特记者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到来，他被任命为《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记者生涯的新闻训练，使他很快成为全美最有名的电视新闻主持人。在这里，他被观众称为信赖的“沃尔特大叔”，成为全美最受公众信任的新闻记者。

　　1981年，65岁的克朗凯特离开《晚间新闻》主持人的职位而退休。在电视成为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力量的进程中，他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进作用。

　　李普曼

　　“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这句话是评价美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李普曼的。

　　李普曼20岁时的愿望是成为艺术史学家。正像他不想按照父亲的要求成为律师一样，他最后的职业是“社会批评”———李普曼是以“专栏作家”的身份被写入历史的。李普曼的一生与美国20世纪的新闻业有着如此复杂的关系，以致他的传记作家罗纳德·斯蒂尔为其传记起名为《李普曼和美国世纪》。他是“进步时代”的代表人物林肯·斯蒂芬斯的秘书，他支持、主政和主编过《新共和》、《世界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李普曼制造的“冷战”一词和政治家乔治·凯南制造的“遏制”一词成为了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中最流行的术语。他持续36年的“今日和明日”（TodayandTomorrow）的专栏帮助了美国政界人士开拓视野、看清现实。李普曼最杰出的成就是美国第一个最有名的专栏作家，是思想型新闻记者的肇始人。

　　海明威（1899～1961）

　　美?∷导摇⑴当炊难Ы被竦谜摺?1899年7月21日生于芝加哥市郊橡胶园小镇。“第一次大战”爆发后，他志愿赴意大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1923年发表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随后游历欧洲各国。192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初获成功，被斯坦因称为“迷惘的一代”。

　　1929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巨著《永别了，武器》的问世给作家带来了声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塑造了摆脱迷惘、悲观，为人民利益英勇战斗和无畏牺牲的反法西斯战士形象《第五纵队》，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上世纪五十年代，塑造了以桑提亚哥为代表的“可以把他消灭，但就是打不败他”的“硬汉形象”（代表作《老人与海》1950年）。海明威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

　　他那独特的风格和塑造的硬汉子形象对现代欧美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丹·拉瑟

　　1931年10月31日，丹·拉瑟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沃顿。1951年，他便开始投身于新闻报道工作，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当时，他是美联社驻得克萨斯州记者。拉瑟一开始便显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采访天赋，总能挖出新闻内幕。后来，他加入合众国际新闻社，作为一名电台记者被派驻休斯敦。1959年，拉瑟出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休斯敦分社的新闻主管，从此，他的新闻报道事业开始蒸蒸日上。

　　在拉瑟1962年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社后，他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质。对196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以及越南战争等重大事件进行报道时，拉瑟表现得沉着冷静，直面挑战。

　　自从克朗凯特退休后，拉瑟让电视观众呼吸到一股清新的空气。美国观众认为拉瑟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因为拉瑟将人性的一面融入到新闻报道中。自艾森豪威尔起，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接受过拉瑟的采访。他主持的节目还包括历届总统大选、戴安娜王妃的葬礼、特里萨修女的葬礼，他甚至到波斯尼亚前线进行过采访。而比尔·科斯比的儿子埃尼斯被人谋杀后，科斯比立即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而记者恰恰是丹·拉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