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课上完后，同学的“快译通”不见了，学生小佳成了嫌疑对象，因为那天上体育课时，教室里只有她一个人。

　　被老师叫去谈话17岁的小佳就读于黄浦区某职业学校。10月22日下午，小佳意外接到通知：德育处徐老师要找她谈话。小佳战战兢兢地走进了德育处办公室。

　　“德育处徐老师问，昨天的体育课为什么不去上？我回答，因为身体不好，体育课一直都免修。老师又问，同学不见了一个快译通，看到没有？她这么一说，我全明白了！因为我一个人在教室，成了头号怀疑对象。”小佳惊讶之余马上申辩自己没拿：“但老师没有相信我。她说如果现在就交出来，就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如果拿了不交，等学校查出来就要处分，甚至不能毕业，后果你自己考虑。”

　　昨晚，记者来到小佳的家，身体瘦弱的她躺在床上向记者回忆了上个月发生的不愉快。

　　10月21日下午第一节是体育课。“接着是两节英语课，当时没有同学说少了‘快译通’，直到第二天老师找我才知道。丢‘快译通’的同学和我隔一条过道，没有太多交往。”

　　流露轻生念头

　　“那天女儿回家特别晚，比平常晚了一个多小时，回来后就哭，问她不肯说，饭也不想吃，直到晚上8点多才和我说了。”小佳母亲说。

　　第二天一早，小佳母亲去学校找了徐老师，“老师对我说，班级发生失窃事件，老师问问学生是应该的，没有说一定是小佳拿的。她还说，据她的调查，这个班级在以前的体育课也少过东西。”小佳母亲说：“我听了很生气。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把我女儿叫出去谈话，这不是明摆着把我女儿当成怀疑对象？更过分的是，竟然把以前的失窃也翻出来，来证明他们的怀疑。”

　　星期五学校开运动会，小佳没有去学校。小佳母亲说：“事情发生后，孩子情绪很坏，动不动就哭，并对我说‘这件事肯定说不清楚了，我去死好了’，晚上做噩梦，手脚冰冷。星期六我陪孩子去了瑞金医院。”

　　在心理医生开出的诊断书上，记者看到有这样的记录：“情绪变化激烈，不愿进食、失眠、有恐惧感、神萎，谈话中流露轻生念头。”小佳的《心理健康自评量表》报告显示，“忧郁”、“恐怖”两项指标超过90分。

　　找学生谈话很正常

　　在黄浦区某职业学校四楼，记者找到了德育处的徐老师，一位有着29年工龄的德育老师。

　　徐老师说：“我作为德育处的老师，找学生谈话了解情况很正常，因为考虑到影响，我没有直接去教室找她，而是让同学通知她，我没有说一定就是谁做的。学生家长说学校的处理方式给孩子已经造成了伤害，我不这么认为，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没有定性。”

　　徐老师对小佳讲述的“等学校查出来，就要处分，甚至不能毕业”进行了否定：“我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作为老师不想看到学生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我找过他们班四五个同学了解情况，同学反映小佳性格比较内向，另外，以前班上也发生过丢失东西的事情，但没有调查。我向他们班主任建议，上体育课时锁上门。”

　　徐老师再三强调，自己找学生谈话是在了解情况，而不是下结论：“小佳的心理承受力是不是差了点？老师找谈话就吓成这样，没这个必要。现在她连上学都不上了，事情没有办法继续调查。”

　　压力大害怕上学

　　事情发生后，小佳一直感到害怕。

　　“医生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打消孩子的轻生念头，最好等事情解决后去上学。几天来我一步都不敢离开她。”小佳母亲说，“我安慰她，事情总是能说清的，没有干过坏事就不用害怕。”

　　上星期一，在母亲的陪同下，小佳去了学校，但她感到坐在教室里压力很大。“我很害怕，课间时听到同学在背后议论。”小佳说，“同学肯定都知道了这件事。一整天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

　　星期二，又到了上体育课的日子。小佳母亲不想让女儿去上学了：“那天我找他们谈话时，老师对我说，为避嫌，以后上体育课要锁门，教室里不准留人，让小佳到走廊上去。学校有权利这么做吗？锁门就意味着我女儿的确做了坏事，我不想让女儿受到不公正待遇。”

　　星期二之后，小佳向学校请了病假。母亲说：“我们等待着调查结果。”

　　本报记者孟录燕本文线索提供者获奖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