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在线消息（湖北日报）　记者胡蔓、通讯员雷志勇、蔡敏、曾正航报道：在同济医院宣布实施我国首例脑死亡半年多时间里，该院又接到5例要求对患者实施脑死亡诊断的家属申请，其中3例来自外省。

　　昨日，同济医院脑死亡协作组组长陈忠华教授对外透露，目前，他已参与了福建、广东、四川等地患者的脑死亡诊断。

　　陈忠华说，在4月10日同济医院公开首例脑死亡之前，几乎没有家属提出对患者实施脑死亡的申请。但其后，申请的家属多了起来，这一方面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患者脑死亡后每日维持心跳的费用至少千元），同时也反映他们观念的进步。

　　针对此种现状，研究死亡学的专家们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仅同济医院就有6例，全国范围内将更多，如任其发展，最终会不会导致家属与医生勾结谋害患者的悲剧发生？

　　在同济医院实施首例脑死亡时，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孙思就曾表示，有了第一例，就可能出现第二例。在未立法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以“脑死亡”为借口，行谋害之实，该如何裁决？

　　据悉，目前，我国虽有《脑死亡诊断标准》，但究竟具备何种资格的医生才能实施脑死亡诊断，尚无明确规定。不具备资格的医生一旦误判，很可能草菅人命。

　　武汉卫生界有关专家曾透露，临床上，有些医疗机构在擅自判定某位患者“脑死亡”后，接着又宣称这位“脑死亡”患者被抢救过来了。其实，脑死亡是不可逆的。

　　据了解，迄今为止，同济医院在实施首例脑死亡后，没有接到权威司法机构的任何反应。这似乎给实施者“壮了胆”。

　　陈忠华说，目前，之所以在未立法的情况下，实施多例脑死亡，主要是为了推动立法。因为在有些国家，脑死亡是先实践后立法的。

　　武大哲学系段德智教授认为，现在，各界应正视“脑死亡”已付诸实施的现实，加快《脑死亡法》出台。目前，医学界应赶紧制定相关规定，如实施脑死亡是否需患者生前授权、判定脑死亡的医生或机构须具备何种资格等都应一一定下规矩，不要让脑死亡处于管理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