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总理在四川为民工讨钱一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我认为，此事也反映出我国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即一个普通社会个体的权利遭到侵犯时如何对其进行救济。显然，总理日理万机，不可能天天去关注“为民工讨钱”之类的事，我们需要有一套能够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机制，这套机制是为老百姓所熟知，能为老百姓所用的，而且必须要有强制力，于是法律成了不二选择。

　　那么，为什么民工不通过法律手段要回自己的薪水呢？要么是他们不知道使用法律手段实现救济，要么是知道了不会用或者不敢去用。

　　倘若是第一种，那就得归因于我们的法制宣传教育不到位。说起来，我国政府一向很重视“普法教育”，很多法规一颁布，哪怕是在广大的农村中，广播等宣传工具，甚至是宣传车等都派上了用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只是把一本本的法条发给他们，或者只是照本宣科式的宣读一通，于是群众权当看了一回热闹或者接受了一些抽象的新名词。试想，倘若把法条结合人民大众的实际纠纷，现身说法，那效果怕是另一种样子了。因此，民工朋友们不知道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维护权益，其实是我们法制宣传肤浅化的工作方式的结果。

　　另一方面，如果说我们的民工朋友受教育程度较低，对法律比较陌生。那么，那些欠债的包工头，甚至那些县里的领导呢？一个是要跟合同打交道的，一方是政府的行政人员，说他们不知道法律怕是说不过去，而且他们肯定知道欠债是要还钱的。但是一拖再拖，只能说他们根本不怕民工们终有一天走上告状索要工钱的路子。如此一说他们是知法犯法，而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我们法制宣传的又一个失败。因为法律的理念没有植入他们脑中，或者说法律的权威遭到了质疑！

　　至于第二种假设，民工朋友们知道可以走法律的途径，但却“不敢去告”，笔者觉得这比前一种可能性更大。毕竟几千年的“厌讼”思想使平常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上漫长的诉讼之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法院或许还是“黑漆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或者害怕“赢了官司，输了钱”。即使民工赢了官司，也索回了工钱，可是却抵不上为此而付出的诉讼费用和时间成本。这一方面表明普法宣传的不到位，老百姓对法院、诉讼的观念落后，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司法改革、法制建设的紧迫性。法律要成为百姓想用、也用得起的武器，而不能只成为某些人的专利。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立法、司法、执法，建设一套科学的法律体制，科学地进行法制宣传，使每个权利被侵害的社会个体拥有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学会用法律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那么，民工们就不用再“烦”总理，可以自己为自己讨钱，这才是一个法治社会应有之事。（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