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留在“丐乡”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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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杨 江（记者）

　　两个星期里，我几乎走遍了上海最繁华的几个地点，从人民广场到徐家汇，从陆家嘴金融区到古北台商、日商居住区，从南京东路到淮海中路……，我知道，这些地方都是到上海来“淘金”的乞丐眼中的“富矿区”。

　　在陆家嘴东方明珠塔下，我遇到了两名来自安徽阜阳的农妇李桂珠、张巧芳，因为行乞时揪住游客袖子，她们刚被游客训斥。

　　我亮明身份后，她们直言不讳：我们就是来上海乞讨致富的。李桂珠告诉我，村里很多中老年妇女都在上海乞讨，每天的收入至少有50元。

　　在她们家乡，已经有人因为乞讨致富盖起了楼房，这种赚钱方式比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种劳作要来得快了许多。

　　她们一群人日前乘火车南下来到上海，专拣人多的地方钻。因为“手艺”不精，面子薄，她们不会“粘”，收益比别人要少得多，“3天才要到了100多元，就这比在家里的收入已经好了许多。”

　　她们穿着俭朴整洁，一手拿着瓷碗，肩上挎着的包裹里装的是棉被。她们不舍得住廉价旅社，更不敢住桥洞，到了晚上就在商场屋檐下打地铺。

　　因为天气转冷，她们不想再讨，准备过一阵打道回府，她们只是乞丐一族中的临时工。

　　我在外滩遇到了六七名来自安徽、河南一带的乞丐，和李桂芳她们一样，都没有缺胳膊少腿，她们都盯在游客身后穷追不舍，她们给我的行乞理由都是：今年淮河发大水了。

　　游客深受其扰，绕不住给个一毛两毛，但游兴已经全无。外滩的城管为此头疼不已，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后，面对骤然增多的乞丐，他们只能劝阻，但乞丐们我行我素，根本不买账。

　　很多市民对乞丐突然增多的现象表示不解，这个现象全国各地每天都有报道。

　　在南京东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双腿盘在脖子上，腚下捆着一只轮胎，他用双手做脚在游人中间爬行，乌黑的双手、无助的眼神，勾起了很多人的同情心。

　　一名外国游客摇摇头递给他一枚硬币，紧接着十多人受此带动扔下硬币。

　　男孩不停磕头道谢，我以为他真的需要帮助，但我提出给他买吃的时候，他不要，让我把钱给他就行。

　　在接下来对他的跟踪暗访后，我惊异地发现，他并不残疾。每天清晨他会与一名中年男子走出廉价旅社，乘出租车到附近，然后在中年男子的帮助下将腿绕到脖子上再用绳子捆好。

　　他善于攻心，事先会掏出一把硬币放在碗中。他占据的地段很好，人流量大，每天的收入都在200元左右。

　　我痛心于这200枚硬币背后被欺骗的善良，我看到在中山公园、淮海路，各大高校门口几乎都有这样乞讨的“残疾人”。

　　两个星期的采访中，我看到许多跪在地上，面前摊着求助信的乞丐，他们的理由都很“凄惨”，也很类似：不是家中失火了，就是父母双亡了。

　　在徐家汇，我每隔几步就会遇到一名抱着两三岁娃娃的妇女，她们向行人伸出手，哀求着说孩子几天没吃饭。

　　她们把孩子的屁股光秃秃露在寒风中刺激行人的眼球，尽管她们解释：小孩子耐冻，越冻越结实。但她们面对孩子的哭泣声时表露出来的漠不关心，暴露了一切。

　　各地对这样的事情都很难办，救助站现在实行的是“自愿受助”与“无偿救助”，在救助站视线之外，要管理乞丐还没有可依据的法律条文。广东前一阵因为设立“禁讨区”还曾闹得沸沸扬扬。

　　我遇到过一名趴在地上艰难“行走”的乞丐，我问他几天没吃饭为何不去救助站。他回答我：不知道地址。

　　我告诉他：蒙自路430弄，靠近斜土路的地方就是上海最大的救助管理站，那里就是原先的上海市收容遣送站。

　　“你给我钱吧，我自己去。”

　　我提出叫出租车直接送他去，他落荒而逃。

　　两个星期里，不断有些乞丐反问我：出来乞讨就是为了挣钱，去救助站还挣个屁！

　　我明白为什么我说的那个救助站门口冷清了，这也是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救助站都受到乞丐冷落的原因。

　　在古北，我甚至听到了有乞丐拖着外国友人的裤腿，凄声连连：money！money！

　　一名乞丐说得一针见血，乞讨已经成为了他们的致富手段，他们“理所当然”要提高业务水平。

　　两个星期里，我采访到过真正出于生活窘迫行乞的乞丐，但不幸的是，他已经受到那些致富乞丐的影响。

　　不断有市民回答我：我们的警惕心渐渐增强了，轻易不施舍了。

　　我们担心的是善良的同情心被一次次欺骗后，失去的是对需要得到帮助的人的充分关爱，还会有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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