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 王志杰 闫广道 本报记者 周健 张曦 ／文图

　　芦元雪老了，水泥厂转产了，渠首大坝要加高了，而丹江口水库却变得愈加涛声澎湃。谁把青春奉献于此？谁把甘甜送向远方？一个隐喻

　　站在丹江口水库渠首的大坝上，61岁的芦元雪老汉像一棵树一样已经守了41年。

　　“我是看水库的。开闸放水什么的，都归我管。”

　　满头白发如雪如霜。他是远在百里之外的邓州市夏集乡人，上个世纪60年代，在丹江口水库以及后来的渠首工程动工建设过程中，他就以一个普通义工的身份参与其中；1975年前后大坝建成，他再也没有回去，成了一名在这里“吃国家饭”的管理人员。

　　“我不是淅川人，但半辈子都在这湖边来回转悠。这水是一湖清水啊，它过去滋养了方圆千里土地，现在，俺盼望着‘南水北调’能尽快开工，好把它早点送到北京去。”

　　渠首大坝近两年热闹起来了。许多人都大老远从外地甚至从北京、天津跑来，开着轿车，戴着遮阳帽，他们时时令芦元雪兴奋。

　　从渠首大坝下乘船上溯4公里，有“亚洲第一人工淡水湖”之称的丹江口水库，在秋日温煦的阳光下，一派浩浩汤汤的壮阔景象；从大坝往下几十公里，人工挖凿的河道逶迤穿越淅川，由这里，南水北调工程将使“一江清水向北流”的诗情画意成为现实。

　　大坝两旁是高高屹立的青山，山上林木青翠而齐整，一看即知那是长期育护的结果。芦元雪指着一座山冈上正在冒白烟的烟囱说，那是一家水泥厂，因为有些污染，“明年就要关闭了”。

　　这家水泥厂名叫“力强”，1970年为配合修建大坝而建，目前每年产值近亿元，已成淅川县工业利税大户，但根据省里下达的文件规定，它必须关闭。记者了解到，目前该企业已在远离库区的一块地方划了80亩地，今后准备投资生产纯净水。

　　这一切，自然发生在苍茫岁月之中。芦元雪老了，水泥厂转产了，渠首大坝要加高了，而丹江口水库却变得愈加涛声澎湃。谁把青春奉献于此？谁把甘甜送向远方？这就像一个隐喻，融入在碧波浩渺的丹江水里。

　　大水淹没的将不仅是淅川人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世世代代辛勤耕耘的家园，还有他们割不断的历史和“工业强县”的旧梦。与此相比，淅川县诸多历史文化遗迹的“消失”更显得扣人心弦。文物之灾

　　在渠首所在地九重镇陶岔，一位上了年纪的农民指着离家不远处的一片水面说：“老辈人在那里种地打鱼，现在祖坟全埋在水底下了。1970年那时搬迁紧，来不及迁了。哎，数也数不清。”

　　记者沿库区采访，发现现在当地农民多将故去的先人埋在高处。即使如此，也保不准在未来水位上升后不被淹没。

　　与此相比，淅川县诸多历史文化遗迹的“消失”更显得扣人心弦。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屈原的一首《国殇》，悼念的是秦楚丹阳之战中为保家卫国而亡的楚国将士。这是其在楚国故都淅川龙城凭吊时而做。龙城坐落在淅川面积最大也最为平整的顺阳川上，1975年随库区水位的提升，顺阳川连同龙城的金戈铁马一同被埋于水底。

　　一同被淹没的还有号称中州“四大名寺”之称的香严寺下寺（其余3寺为洛阳白马寺、嵩山少林寺、开封相国寺），其塔林据说可以和少林寺的塔林相媲美。1977年至1979年期间，随着库区水位下降，文物考古部门在一些高岭地带相继发掘出25座楚国墓葬和5个大型车马坑，出土1万余件青铜器和玉器。“河南博物院收藏的青铜器，大多注明在淅川出土。”淅川县文化局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

　　随着南水北调引起的库区水位再次提升，淅川县到底还会有多少文化遗迹被淹没，如今还是一个未知数。记者了解到，不止淅川县，如今许多南水北调的沿线地方都在对文物进行着抢救性的发掘整理工作。

　　文化遗迹的“消失”带有一些虚幻性，而现实中生活中人和物的付出却很容易估量。多年来，丹江口水库工程和“兵临城下”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带给淅川县工农业的影响更是沉淀淀的。壮士断腕

　　从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兴建以来，淅川县被淹土地已达362平方公里，动迁人口20．2万人，各项被淹实物指标累计达7．4亿元。渠首工程作为丹江口水库重要组成部分，在兴建之初就以“远景南水北调，近期引水灌溉”为设计蓝图，前后共组织淅川及周围县市近10万的义工，历时5年建成，义工中，在工地上受伤致死者达到了3000人。

　　愚公移山。时代对于无私奉献者总是会给予最为崇高的评价。如今，渠首的河道建设无须再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对淅川县来说，更多的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工作却又像一座大山一样摆在面前。

　　“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这是国家为保障南水北调水源地水源安全而提出的工作方针。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已先后投入3．5亿元用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今年8月中旬，河南省环保局、省计委、省建设厅等11家政府部门联合下达有关文件，对丹江口水库周围的3市6县区85家污染型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限期治理，其中，淅川县占了19家。“这些企业多是在渠首工程建成后根据国家的扶持政策建立起来的，大部分已成为县里主要的财政支柱。但为了支持南水北调，我们已经取缔并关掉了小化工、小冶金等污染企业23家，其他企业如果不达标也将被关闭。”淅川县环保局副局长余国公告诉记者。

　　有关资料表明，淅川县工农业生产由此导致的损失将达15亿元至20亿元。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上一次移民还未恢复元气，此次更是雪上加霜。”淅川县委书记王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显得极为沉重，“库区海拔172米以下属淹没区，这将打破我县现有的经济社会格局，整个县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各项建设任务非常艰巨。”

　　整个淅川县，从上到下笼罩着一种极为忙碌的焦灼气氛。

　　每年输送130亿立方米清水，华北润泽，京津解渴，丹江口水库的渠首可谓挑起了千钧重担。但在这千钧重担之下，有谁能听到淅川72万人特别是35万移民那粗重的喘息？淅川无语

　　香花镇刘楼村村民曹龙顺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举家迁到了现在的小山坡上。近几年，他靠办家庭饭馆、接待游客挣了一些钱。可是再过两年，他的小饭馆将会被淹至湖底。他坦言，家该搬就得搬，只是希望全村乡亲能够重新聚到一块儿。

　　与他的经历相似，来自邓州市十林镇的青年农民武文波在淅川县老城镇安了家，去年在这里办起了一个占地40亩的养牛场，目前已有肉牛400头。记者到场舍中对他进行采访时，正看见他愁眉不展：“连阴雨不停地下，饲料价也一个劲儿地疯涨，今年的牛不好卖。将来要搬迁了，我这一摊还要重新弄，的确很麻烦。”

　　对于每一个农户和每一个具体的经营单位，顾虑和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搬迁和转产工作马上就要进行，需要一定甚至是数额巨大的经济投入；另一方面，移民款或补偿款“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位”，这种时间差，让淅川人心急火燎。

　　关于对农民的经济补偿，此次移民搬迁的计量原则是按实物标准。淅川有人到同为搬迁地的丹江口市考察，发现当地许多农户“都在近几年盖起了气派的房子”，这与淅川市大多农户家依然住着老旧的土坯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规定，人家得到的补偿肯定要多。”淅川县老城镇一位乡干部有些无奈地向记者感叹。

　　农民为何到现在还住着如此简陋甚至危险的房子？这并非一个“穷”字所能概括。新建村的农民多是两到三次的“老移民”，由于早在几年前就有风声说还要再次搬迁，而且“是按人头补偿”，所以许多人家都没有重新建房。今年春夏，负责南水北调前期调查设计工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派人前来挨家挨户进行普查，确定了按房产实物补偿的标准，当地政府和农民才发觉一切都为时已晚。

　　“都怨咱河南人不敢盖。要不好房子就已经住上了，也能得到价值相当的补偿。”新建村一个40多岁的农民抱怨道，“现在可好，这样的危房还得住下去，要盖新房，没人补偿给你。记者同志，是不是马上就要搬迁了？”

　　目前，淅川县人均耕地不足0．7亩。此次移民，15万人中将有近2／3让淅川自身“消化”。“在外地，许多人都被安置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有利于帮助这些农民脱贫致富。”淅川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对记者说，“我们省也许是只牵涉到一个县，有关方面的重视略显不足，殊不知这样只能加剧人多地少的矛盾。”

　　记者查阅湖北省的有关移民情况，发现无论是宣传力度还是对上积极申报政策，该省都显得声势浩大、咄咄逼人。

　　每年输送130亿立方米清水，华北润泽，京津解渴，丹江口水库的渠首可谓挑起了千钧重担。但在这千钧重担之下，有谁能听到淅川72万人特别是35万移民那粗重的喘息？在今年3月举行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有几十名人大代表联合提出议案，建议南水北调工程建成后，每调一立方米清水，就从中提取2分钱用来维护丹江口及汉江流域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

　　这样的建议若要实施，恐怕为时尚早，但它不失为一个令人击节赞赏的开明之举。

　　碧水丹阳，清流北上。淅川人的福祉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