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全国各地正在大力推动行政体制的改革，而改革的动力，则是来自不可抗拒的地方竞争。一个地方和城市要想不在地方竞争中落伍和失败，至关重要的就是要看———

　　近期，笔者参加许多地方政府的会议，发现中国的许多城市、许多地方都在大力推动行政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在最新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则被赫然列入内容的第十一条，应大致可预见到：中国各地将掀起一轮政府改革的浪潮。

　　如果说，以往的改革更多考虑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话，相信未来中国的改革将进入到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界定的更深层次，以往改革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层面的内容的话，未来的改革无疑要更多地考虑政府（行政）、社会乃至更多的层面。

　　加快推进政府管理创新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什么呢？笔者以为，第一要务就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坚持以人为本”，其核心便是界定好公权与私权。为此，当前政府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从不该管的事中放手，主动收缩权力，将本来就是公民的权利还给公民。

　　另外，中国加入ＷＴＯ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减少审批也是可喜可贺。笔者前不久参加了大连市关于行政管理创新的会议，高兴地看到大连市为此做出的努力。如大连市环保局对审批事项进行了认真清理，将原有38项审批事项减少到23项，减幅近40％。

　　不过，审批减少了，政府效率反而更高了，服务反而更好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许多审批根本没有必要。这些审批要是不取消，政府服务得越多，企业的烦恼就越多。所以首先界定权力边界，考虑是否要取消政府审批、放权于公民是较在现有权力边界不变的前提下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更为关键的事情，诚如美国谚语所言的“做正确的事，然后把事做正确（Ｄｏcenterｔｈｉｎｇ， ｔｈｅｎ ｄｏ ｔｈｉｎｇ center）”。

　　除了界定公权与私权这个“做正确事”的“宏观”层面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还涉及中观和微观层面，也就是“把事做正确”的层面。中观层面说的是，在明确了需要政府来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后，还要进一步弄清楚，是不是一定要政府来亲力而为，是不是通过引进民间组织来做，通过外包、引进竞争、招标的方式来做效率更高。美国克林顿时代，民主党出了一本书《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公营部门》（戴维·奥斯本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中文版），对于中观的内容（“掌舵而不是划桨”、“授权而不是服务”等）有非常全面的介绍，我这里不多赘言。

　　最后当然就是政府自身层面的微观改革。在明确了必须做且必须亲力做的事情之后，政府应该认认真真地考虑如何来做好的问题。这就涉及目前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许多具体内容，像大连市的透明办公、“首问责任制”、“一次办结率”考核制和“重大信访有奖举报制度”等举措就是这样。

　　笔者最后想说的是，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即将开始的一轮行政管理改革，也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改革，其背后的动力同样是来自不可抗拒的地方竞争。一个地方是否改革政府，不因为地方领导人是否喜欢政府改革，也不是因为行政管理改革是否时髦新鲜，而是因为你不改不行，不改，你所在地方和城市就会在地方竞争中落伍和失败。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各地竞争主要靠优惠政策，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靠基础设施的话，今后各个地方竞争制胜的关键显然是看谁能最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