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

　　东部沿海“开放”了，西部“开发”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也要“振兴”了，而我们中部的历史机遇在哪里？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事。因为在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没有出台之前，它只能作为一条“清谈”、“巷议”或“学术课题”，在私下里交流交流。

　　但是，它不应该被忽视。近日，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一则消息称：继东部、西部和东北之后，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区域将成为我国“十一·五”规划编制中“区域规划的重点”。

　　中部，显然没有被提及，起码在目前，中部的人们会有些失望。如果要从过去常提的“中西部开发”、“中部———连接东西部的桥头堡”等字眼中寻找线索和答案，那么将仍然得不到过多的安慰。

　　有人说，这是国家有计划的制度安排。这话不错，中国这么大，毕竟要有先有后，先紧着日子紧或综合战略地位重要的来，而且，一味的等靠要，也不是“有志气”的表现。

　　不过，不要忘记，问题的实质恰恰不是中部会要来什么政策，而在于，在全国一盘棋的大局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部突出存在的“三农”问题如何有步骤、有重点的予以解决。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困绕着中部。在当今中国学术界，中部的概念其实是基于传统的农业产业为主导作出的区域划分和经济定义。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调整，中部一些地区的发展水平及农民收入跟东部、跟城镇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但自1985年后，中部地区发展速度变慢，跟东部地区收入的差距也开始扩大。

　　这样一种尴尬，却也无法掩饰其中存在的问题：经济结构转型面临前所未有的国内外压力，农业发展的出路越来越窄；东部工业向中部转移的“梯度效应”并没有大规模出现；城市化缓慢，大量的劳动力、人才和资本外流，进一步削弱了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如果要拿一些数据作为佐证，那么这种对比效果将会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以至有人将其称为“中部坍塌”。据有关学者统计，近10余年内，我国中部与东部两者ＧＤＰ差额已增加了6倍。而西部大开发将使西部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部。西部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东部的73％和48％，而中部地区这两项指标则分别为东部的66％和62％，可支配性收入甚至低于西部。

　　这么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它无异于告诉人们，长期未被重视的中部问题极有可能在未来“拖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东征西战，已经在中部留下相对的“真空地带”。

　　应该说，造成这种结果的有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的原因，因为中部毕竟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区，人多地少的矛盾难以调和。不过话说回来，政策层面在无意间的回避，区域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衡也与此相关。

　　在一个月前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到要“统筹区域发展”的问题，即“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与指导，推进西部开发，发挥中部综合优势，振兴东北，鼓励东部率先现代化”。可以看出，中部问题已被正式摆在桌面上。

　　但是如何发展？这，仍然悬而未决，以至于各省市都在积极而有效地进行自我探索。河南省近来提出要建设中原城市群，其要旨恐怕就是通过城镇化建设带动河南小康社会的发展，实现中原复兴。这里，发挥比较优势是关键。

　　学术界近来提出了一种对中国区域划分的新概念，即不再按照笼统的东、中、西来概括各地区比较复杂的省情、市情，河南显然要被列入黄河中下游区域。直到目前为止，这恐怕还只是决策上的一种参考。

　　怎么划分，且不去管它。还是那句老话，在目前，无论是在政策层面，还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中部问题，或曰中国的“三农问题”实在到了必须着手解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