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来超被告人赵某系三代单传，与杨某结婚后生一女孩，赵某为此深感不满。2003年9月16日，赵某同他人的奸情被杨某发觉后，杨某买回一瓶农药，喝下去后对赵某说：“我喝农药了。”赵某说：“喝药了你怎么不去医院？”说罢，带着孩子关上房门到院子里玩。20分钟后，赵某返回屋内取东西，发现杨某口吐白沫。赵某便将女儿放在母亲处，谎称有事外出，与情人私奔外地躲藏。当晚，赵某的母亲送回孩子时，发现杨某已经死亡。

　　此案在审理过程中，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杨某之死，是其自己服毒的结果，与赵某置之不理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杨某自杀虽与赵某同他人通奸有一定关联，但两者并不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赵某的行为构成遗弃罪。赵某与杨某是夫妻关系，赵某对杨某具有婚姻法规定的扶养义务，属于遗弃罪的主体。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赵某的行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被告人赵某作为杨某的丈夫，对防止杨的死亡负有特定的救助义务，却置这种义务于不顾，对杨的死亡放任不管，以致失去抢救时机，造成杨某中毒死亡的后果，这是一种以消极不作为表现出来的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间接故意。本案中被告人赵某在认识方面明知自己不救助已服毒的妻子，她就可能发生死亡的结果，在意志方面表现为对杨的死亡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综上所述，被告人赵某的行为具备故意杀人罪的主客观要件，应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但本案毕竟不能等同于积极的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应在量刑时酌情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