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搞了一个有关在京民工性生活的随机调查，调查数据表明，由民工性生活现状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令人堪忧。

　　照例，一些时评作者又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但“应该关心民工性生活问题”之类的结论，让人听来更像是一句“千真万确的空话”。而读者更感兴趣的，显然是“如何关心”之类的建设性意见。但是，时评作者们开出的“处方”，却是“出台保护民工性权的政策”，是“强制招收民工的单位实施带薪探亲假制度，明确规定要为民工家人团聚提供必备的住房”，更有人指出，解决民工性压抑“根本的办法就是改革直至取消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似乎只要户口身份变了，世界上就不存在为赚钱而别妻离子的现象了，从而没有了性压抑似的。

　　实事求是地说，相对于真正的文明社会，我们的人文关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近年来，社会各界也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但我觉得，我们的类似举措，总有些就虚避实、以小掩大的味道。小事、虚事上的“人性化”张扬，与大事、实事上变本加厉地“扼杀人性”，经常戏剧般地并存。不可否认，在民工这个群体中，确实存在着性压抑现象，这是个几乎不用调查就能得出的结论。但相对于他们的物质生存，民工的性压抑真的上升到“社会问题”高度了吗？我看未必。雇用民工的单位，能不拖欠工资、能给民工提供冬暖夏凉干净整洁的集体宿舍，都还远没有做到。至于带薪休假、探亲住房之类的福利，政府就是强制，三年五载恐怕也做不到。在这样的基点上谈“保护民工性权政策”，显然太过超前。而过于超前的人文关怀，其实际意义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与民工“性压抑”问题比起来，大家应该更关注一下老生常谈却总没有好的处理办法的欠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民工最操心的。而对性压抑问题的“人文关怀”，对民工来讲实在是太超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