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扒窃团伙”游荡杭城扒手主动感染艾滋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21日03:38 新闻晨报

　　(晨报11月20日杭州专电)

　　当逃跑中的陶金国(化名)被杭州警察制服在地时，他突然声嘶力竭地大叫着：“我是一名艾滋病人，不要抓我，不要抓我……”他企图以这句话作为挡箭牌试图逃脱因为扒窃带来的惩罚。事实上，陶并非有意吓唬警察，他的确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据他交代，他并不是在杭州的扒窃团伙中唯一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令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

局刑侦大队副队长王擎昆异常不安……

　　11月17日，杭州警方破获一广西鹿寨籍扒手团伙。当天中午，26人落入法网。之后，警方对这些人进行血清化验，竟发现26人中有12人被查明携带艾滋病毒。当天晚上，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将其中一名被查证感染艾滋病毒的覃某刑拘。这是杭州市警方首次刑拘艾滋疑犯。

　　杭州警方为之震惊。

　　荒唐逻辑

　　扒手主动感染艾滋

　　11月20日，晨报记者奔赴杭州，采访了杭州西湖区公安分局。

　　该局刑侦大队副队长王擎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6名被抓获的扒手中，除了12名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外，他们还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乙肝、丙肝等多种疾病。目前，警方已经烧毁了他们的衣服，换了统一服装，将他们分别羁押在当地看守所和戒毒所。

　　据王擎昆介绍，被抓获的26名扒手在他们被抓获的一刹那，都声称自己是艾滋病人。

　　“得了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了。”被抓获的覃某向警察如此解释。为此，他曾经用注射器把艾滋病同乡的血抽出来，注射进自己的身体内，让自己成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这个逻辑实在荒唐。”王擎昆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更加荒唐的是，许多扒手在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并不恐慌，竟然普遍认为“只有吸毒才是救治艾滋病的唯一方法。”为此，他们又拿出偷来的钱财去吸毒，其中几个被强制戒毒过后又复吸。据警方了解，这些扒手大多都是用一支针管大家轮着扎，结果是互相被感染。

　　另一件事情则令王擎昆感到问题的严重，当地某派出所抓住一个小偷，查出一封来不及发出的信，信里他让同乡赶快来杭州，他在信中说：杭州人钱多而且好偷，杭州警察也不打人，只要你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刑侦大队一位资深警官告诉晨报记者，据抓获的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小偷交待，他们最爱去超市、商场、菜场。他们经常出现在杭州的东站、文一路、教工路、西溪路附近，翠苑夜市及周围的录像厅、高校附近的草坪、翠苑的农贸市场等地方。他们觉得最好偷的部位是双肩包和上衣口袋。最容易得手的地方是：夏天的湖滨草坪—————很多人在那睡觉，往往被偷了还不知道，有些青年光顾谈情说爱，手机放在身边很易被偷。夜市—————结伴购物，说得很热闹，包被割了还浑然不知。

　　问题严重

　　6年查出百余艾滋扒手

　　王擎昆说：“这些人大多是外来人员，最表层的危害是构成治安隐患，但他们以艾滋病为由更加让人担心，一方面他们自身间相互传播，另一方面传播给其他人群的可能性也很大。”

　　据悉，今年3月，杭州西湖警方在一次反扒窃活动中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这些人来自广西，都有偷、拎、扒的犯罪行为。10人中有5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警方当晚只得无奈将这5人释放。

　　而早在1997年5月29日，西湖区公安分局就摧毁了一个外省在杭的特大吸贩毒盗窃团伙，抓获涉案人员50多名，其中有18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于是，“艾滋病”这个词首次在警方案卷中出现。杭州方面为此包了一节火车车厢遣送他们回乡，然而，负责遣送的警察还未回到杭州，几个被遣送者已在杭城露面，不到一个星期，这18个人又陆续回杭。

　　从那时到现在的6年间，杭州警方在这些扒手人员中累计查出了100多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中84.8%是青壮年，年龄最小的才12岁。

　　“因为多年走南闯北流窜作案，一些嫌犯对各地犯罪成本也有比较，他们认为，在杭州偷窃比较容易。”王擎昆说。

　　那名姓覃的艾滋病扒手还告诉王擎昆，“杭州人比起广州人爱显财、胆小。杭州人的钱夹多放在外衣口袋里，广州人放在里面衣服的口袋里；杭州人自我保护意识差，大妈买菜时把钱放在透明塑料袋里，小姑娘逛街喜欢把手机扣在双肩包的带子上。”

　　同时，王擎昆告诉晨报记者，在杭州市疾控中心的统计人数中，有的就是警方发现的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后来，杭州市疾控中心根据公安提供的资料，曾对这部分感染者进行随访，有的被告知死了，有的被告知好多年没这个人消息了。

　　“那么您估计，到底还有多少类似的携带艾滋病毒的扒手流窜在杭州？”记者问王擎昆，他的回答是：“不少，但很难掌握到具体数目。”

　　法律空白

　　抓人之后还得放人

　　对于这些无知的携带艾滋病毒的扒手，当地警方显得非常无奈。

　　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施警官向晨报记者讲述今年6月19日发生的一起针对艾滋扒手的打击活动。

　　当日晚上8时左右，区刑侦大队“反街头犯罪活动小组”来到杭州市古荡区一家超市门口。

　　“这片地区处于城乡结合部，周围有许多学校，学生多，又全部是露天的小摊，这些艾滋扒手最爱挑这种地方下手。”施警官说，他当时和同事许警官一前一后，穿行在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其实，我们对‘猎物’的一切情况，早已了如指掌，他们大多租住在附近民房里；当时，活跃在这一带的吸毒者有十几名，大部分来自广西某县，因共享针头吸毒而感染了艾滋；他们每天晚上出来，就是偷东西，然后买毒品。”

　　施警官告诉晨报记者：“我们经常这样跟着他们，一直等他们正在行窃时，把他们抓住，让他们把东西归还失主。然后，放了，没办法。”施警官双手一摊，无奈地摇摇头。

　　有趣的是这些人在被抓时也从来不反抗，“因为他们知道抓了之后我们还得放他”。

　　携带艾滋病毒的违法犯罪分子应该怎么处置？这不光是施警官所在一地公安部门所面临的困惑。施警官说，他第一次抓到携带艾滋病毒的小偷后，“我们报防疫站，他们登记完就走了。我们问，人怎么办？防疫站说他们不要。我们也没敢把他们关起来，那么多人关在一起，如果他把别人感染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从某个角度看，警察与艾滋病扒手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黑色幽默，我们每天跟这帮人打游击，抓进来，至多帮事主拿回物品，然后放人。”说此话时施警官一脸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