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教授仅仅取出小部分《数学辞海》样书堆放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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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何思谦教授今后的情感将和一本名为《数学辞海》的辞书紧紧相连。快乐，因为这本书是他和众多数学界学者18年的心血巨著；悲伤，这本书也许不会塞满各大学的图书馆去提供知识财富。这本规模达到了前苏联同类辞书两倍、日本同类辞书四倍，凝结了我国老中青少四代数学工作者心血，1600多万字的《数学辞海》全部由民间力量自筹完成。但同样因为是民间出书，这本书最后的命运将由于资金短缺，而变得坎坷多折。“如果这样，对不起为编书而去世的几位同仁。”

　　中国没有相关权威专著

　　《数学辞海》的发起人何思谦是太原师范学院教授，今年64岁。何老不善言语，从来不主动发问，但说起话来很有条理，而且非常严谨，只有提到《数学辞海》时，他的眼神渐渐灵活，随着老人的回忆，他的眼神依次出现渴望、喜悦、痛苦、冷漠、愤怒。

　　1960年何思谦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经过4年的刻苦学习，毕业于函数专业并留校做辅助教学工作。一年后何思谦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离开北京来到山西，分别在一县城的小学、中学担任数学老师，这一干就是十几年。1984年初他被调到山西省教育学院继续教授数学。20多年间，何思谦积累了小学、中学、大学数学教育的丰富经验。

　　他回忆说，1973年陈景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消息引起强烈反响。有的学生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但资料太少难以查到。何思谦此时感到我国现有的数学资料，远远不能满足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于是，利用1985年和1986年寒暑假，他到全国各地考察，走访了中学和大学数学基础课老师。这些数学老师感到，许多数学教材中的问题和学生的提问难以讲清，“中学生提的问题有些连大学教授都解答不了，而且很难找到资料。”1986年，何思谦征求西安科技出版社意见后，决定出一本《数学小辞海》，主要面对中学，以初等数学为主，当时设想二三百万字。但在随后一次专家交流会上，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建议：“干脆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多邀请专家参与，将“小”字去掉，搞一部大型工具书《数学辞海》。”这时，编著一本《数学辞海》的想法在何思谦脑海中深深扎根。

　　非官方的学术举动

　　《数学辞海》的编著得到了苏步青、吴文俊、吴大任、李国平、柯召、程民德、谷超豪等老一辈数学家的大力支持，有的对辞书整体设计提出意见；有的组织邀请专家；有的甚至直接参与组织撰稿和审稿，辞海中汇集了我国老中青少四代数学工作者的工作，可以说是“四世同堂”。

　　我国著名数学家程民德在听说了何思谦的想法后，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于是主动出面，不辞辛劳亲自参与动员国内专家，并参与制定辞书整体方案的设计和审定。程民德即使在癌症晚期，还带病敲定序言，其间5易其稿。临终前，程民德病危时不顾自己家人劝告，执意找来何思谦，留下让何老现今都无法忘记的遗言———“序言的这一稿可以用了！”

　　在何老家中，最引人注目的家具就是40多个铁皮档案柜。这里面是他认为“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底稿。何老看着一些底稿的笔迹，“裘光明”这个名字就无法从他的记忆中抹去。

　　组稿审稿初期，郑州大学裘光明教授就参与其中并担任第一卷的主编。第一卷是初等数学，裘光明教授亲自编写，改稿编辑3年之久。组稿初期并没有正式的办公地点，裘教授就在何思谦家住了一年多，“每天坐在那里不动，像雕像一样。”何老的孩子回忆当时的情形。70多岁高龄的裘教授每天工作要在10小时以上，在从1986年到1989年参与编撰3年中，他没有提出任何报酬的要求。裘光明1991年从美国访问归来，再次参与到《数学辞海》的编辑工作中，看到当时的情况，所有开销裘光明都自己承担起来。

　　何思谦在最初的走访考察期间，曾在绵阳遇到了绵阳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王怀安。除了参与前期工作，1996年王怀安退休后更是同何思谦奔走于太原、南京、大连、北京等地，并在编辑部连续工作达5年一直负责校对工作。许多公式、图表、数字、符号都要精密，不能出错，有些角码甚至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这让高度近视的王怀安校对时不得不眼睛贴在纸上。每天这样伏在案头到深夜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到他病重住院，医院诊断为癌症晚期。2001年，当编辑部知道王怀安病危时，准备委派正在编辑部工作的其他同志去看望时，却传来了王怀安去世的消息，这让整个编辑部的老教授和工作人员都放声痛哭。

　　还有常心怡，带病在编辑部工作3年多；汪林，在编辑部工作两年多，当编辑部伙食费也拿不出来的时候自己倒贴钱资助开伙。编辑部常年保持着七八个专家教授没有报酬一同进行编著的状态，北京大学武际可教授曾戏称上了何思谦的贼船，“我们是中国最后一批傻子了！”

　　资金制约民间出书

　　拥有一部全面反映古今中外数学成就的大型工具书是一个国家数学科研和教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我国几代数学家的梦想。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工程自解放以来一直没有实施。何思谦说，封建社会这样的大型辞书都是钦定项目，解放后我国出版的大型辞书多是官办，像这种本应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完成的项目由民间完成，自然是困难重重。

　　编书伊始，大部分编纂工作是在何思谦太原的家中进行。地下室、厨房成了工作人员住宿的地方。即使几年后条件改善一些，也仅是在北京张仪村租了几间民房。在这里工作的教授、专家除了每天10元钱的伙食标准，没有任何其他报酬。

　　资金是组织者何思谦最头疼的事情，18年的时间，何思谦初步计算了一下，编辑部直接投入近500万，间接投入近1500万。何思谦说，“18年煎熬，已经山穷水尽了。”他不但将自己所有的收入、积蓄投入到辞书编纂中，而且借遍了自己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孩子打工挣来的钱，甚至编辑部雇来的工作人员准备购新房的钱也被投了进去。当他又一次山穷水尽时，编辑部的几位老专家对何思谦开玩笑地说，山西煤不是很多吗？如果没钱，我们下煤矿背煤也要把书编出来。

　　“乐观就是我们惟一的动力了。”说这话时何思谦显得认真异常。

　　何思谦妻子叶红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外出争取社会赞助。她回忆说，第一笔赞助是一次她给外地专家送材料来到了四川省苍溪县，她突然想到是否可以找县委书记帮忙赞助一些，当得到许诺后，她拿到了3000元。这几乎成了“惯例”，叶红以后在送材料的时候，总在当地要找个人赞助一些。一次到武汉取稿子，她向武汉测绘大学校长李德仁提出赞助的要求时不好意思地说，“我都成叫花子了！”但李德仁说：“你这也是高级叫花子！”这句话让她再也抑制不住眼泪。作为《数学辞海》编辑部“财政总管”的叶红无法忘记———为了节省经费，她睡过露天走廊，甚至化缘到了寺院。

　　种种质疑接踵而来。“何思谦能搞成吗？”、“一个本应由国家出面搞的项目由民间来做，这不是胡闹吗？”而18年没见出书，有人看到何思谦去拉赞助，甚至认为他是在骗钱。何思谦经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和经济上的压力时反而头脑更加清醒———把这本书出版是最好的回答！

　　辞书最后面临夭折

　　稿件组好后，何思谦找到多个国家级出版社，但没想到出版社数学编辑太少，按工作量计算要出该书至少需要10-20年时间才能编校完毕。到最后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承担编辑的任务。何思谦无奈，联合了6个出版社的20多名编辑，分段把关、分卷负责，用了3年时间将辞书编辑校对完成。

　　今年年初，面世的《数学辞海》样书得到高度评价。在何思谦的家里，记者看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多名国内外著名数学家、教授对辞书的题词、评价和赞语。中科院院士、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马志明认为：《数学辞海》集内地、台、港1500余名专家之辛勤劳动与无私奉献，历时18载，汇成一部迄今世界上收集数学辞条内容最多、篇幅最长、读者面最广，涵盖中等和高等数学所有分支的大型数学工具书。南京大学教授黄正中在给何思谦的信中写道：此书内容丰富，又系各门类专家执笔，考核周详，洋洋6厚册，所费心力之巨，可以想见。出版以后，嘉惠学林，功效之大，亦非言语所可表述。

　　但何思谦的困难还没有最终结束。由于印刷资金完全由印刷厂垫付，本来约定10月1日前还款，但何思谦到处借钱后在最后期限到来时仍差了50余万元。无奈之下何思谦到印刷厂写了保证书，对至今仍未能付清费用深表歉意，并许诺：“如果编辑部2003年12月底前仍未能结清印刷费，同意由山西新华印刷厂按《数学辞海》印刷成本全权处理。”1500多名专家集体劳动的成果面临还没上市就被处理掉的危险。

　　“可以这么说，我们组织出版了《数学辞海》，估计以后大型理科辞典不会有人(民间)再做这个事情了，我们的经历就会吓住他们。”何思谦苦笑着说。他今年一直在做着与“学术”无关的事———应付来讨债的出版社、印刷厂、银行、个人。

　　何思谦坐在北京他孩子家中的沙发上，眼睛紧闭。他的脑海中正为他自己“另一个孩子”———孕育了18年的《数学辞海》设计最后的命运：

　　1.继续借款出书，但能借到的已经借到了，到期还款可能性很小。

　　2.找拍卖公司，将辞书的版权拍卖，尽快将银行和个人的欠债还上。

　　3.找到有关部门给予政策性支持。

　　但对于精通数学推理的他来说，他无法证明这三个命题是否有一个能够最终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