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了50岁，前后两个人”

　　天阴沉得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渍得土路水汪汪的。

　　我踏着泥泞推开了乐陵市花园镇朱店村党支部书记朱朝友家的院门。这时是11月18日上午9点钟。

　　朱朝友夫妻俩把我让进屋里，他妻子张学芬说：“头天晚上你打电话说来，朝友今儿6点钟就起来了，生炉子、烧水。”朱朝友边沏茶边说：“我都烧开3壶水了。”

　　朱朝友将一杯茶递到我手上，冲我笑笑：“听村里人常念叨你，可我没跟你见过面。”

　　“28年前的11月25日，我参加乐陵县（现为市）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在你村住了1年。那时，你是村里有名的‘盲流’，工作队想抓你，一直没有抓到你。”

　　“那是干部在你们面前给我上‘眼药’呢，我哪里是什么‘盲流’，是四处流浪。”朱朝友点燃一支烟，心情显得有些沉重，“我弟兄三个，我排行老二。那些年集体生产搞得不好，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我从8岁就上泰安讨饭，14岁到塘沽一带串村给人脱坯，一尺二寸大的土坯我抱都抱不动啊！村里叫我回生产队干活，干一年挣不饱肚子，我不干，外出打工，他们就抓我。后来听说工作队进了村，我更不敢回家了。”

　　“你这个昔日的流浪汉，如今时来运转了。”我说。

　　朱朝友抿口茶水说：“我是在1981年村里实行生产责任制时回家的，带了十几年河工，每次都当先进。后来当村委会主任，3年前接手当村支书。我活了50岁，前后两个人。”

　　“流浪经历说不定对你今天当好村支书有益处呢。”

　　“可以这么说吧。我当村支书，不但提留少，村路修得平，村里安稳，而且村里出的‘盲流’多。咱这个560口人的村子，眼下有150多人在外打工。一个打工的一年往少处说也挣五六千块钱，村里人手头有钱的，大都是在外打工的。”

　　一个富农家庭的今昔

　　下午，我去看望住在村西头前街的赵雪田。

　　去赵雪田家之前，我有些踌躇。赵雪田的父亲1937年参加抗日工作，1938年被捕变节，后来当教师，肃反中被遣返回家，解放后家庭成分划为富农。由于上述原因，一有政治运动他家先“感冒”。

　　赵雪田是木匠，村里不准他外出做工。1975年冬，他大儿子赵登华与一个贫农家庭的姑娘订婚，工作队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力劝姑娘退了婚。

　　走进干净的院子，67岁的赵雪田正在草棚下制作马扎。只见他红扑扑的脸膛，帽檐下两鬓白发。他打量着我说：“喔，你姓朱吧，那年你住福云的一队。”我应答着夸他记性好。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做木工活呀？”我问。

　　“干惯了，闲不住呢，这屋里的酒柜、茶几、马扎都是我做的。”赵雪田说话时微微气喘。

　　我旧事重提：“前些年工作队批斗你，受了不少屈。”

　　“那档子事怪不得你们，当时就那么个形势。”

　　“孙子、孙女不小了吧？”

　　赵雪田一脸笑容：“还没顾上跟你说呢，登华那边，大孙子今年去当兵，听说上级批准了。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的孙子能参加人民解放军，这在过去我做梦也不敢想。二孙子看见他哥当兵眼热了，嚷嚷着明年也去当兵。”

　　赵登华听说我去看望了他父亲，连续两天白天黑夜跟着我串门。他说，听我和乡亲们拉呱挺有意思。

　　与三个老朋友聊天

　　第二天中午，王福云接我去他家吃饭。

　　王福云当年是我包的第一生产队队长，今年62岁了。平时少言寡语的他，今天一路走一路说一路指点着：“（我）大儿子当中学教师，住在前街南头，二儿子做生意，跟他哥挨着住，三儿子在外头打工，住在老屋后头，都是一色的宽房大屋……”

　　话长路短，王福云家到了。王福云妻子满面含笑在门口迎接：“快里屋坐。”说着话忙活做饭去了。

　　这时，村民李洪泉踩着两脚粘泥、马登华顶着一头雨水走进来。我瞅着昔日干瘦的李洪泉说：“洪泉哥，你胖了，也年轻了。”

　　开口常带笑、快言快语的李洪泉说：“苦日子熬过去了，如今吃穿不愁，也没啥烦心事，能不胖？”

　　马登华插话说：“他两个儿子都是木匠，成年在北京、天津打工，过秋都顾不上回来，大把大把地给家里挣钱。”

　　“你儿子延波不是也上天津打工了。哎，听说你没过门的儿媳妇也在那里打工？”李洪泉问马登华。

　　“前天回来了。这不，正跟亲家商量择吉日结婚呢！”

　　“电视上说有些城市农民也能在那里落户口了，殿封，有这回事不？”李洪泉问我，我答有。李洪泉说：“我想开了，孩子愿意在城里干，就由着他们的心性去，咱别把他们傻往庄稼地里拽。”

　　马登华说：“照这样走下去，再过20年，咱村还有多少人种地？”

　　“人少了，地多了，庄稼人才会更富啊。”王福云说。

　　“吃着说吧。”王福云妻子把喷香的炖鸡肉端上桌。

　　11月24日早晨，朝阳给雨后的朱店洒下一地清新。我站在村头，望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庄，回味新朋老友的话语，不禁感慨万千……

　　本报记者　朱殿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