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尧

　　11月21日，北京。一群艾滋病人、大学生志愿者、司机、记者、医护人员在一起，度过了极具戏剧性的一个下午。

　　“病人坐一下你们的车，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你心里有点不舒服，我们能理解……”

　　“我们要组织17名来自河南农村的艾滋病人，逛逛北京的公园。陪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大学生志愿者。你们报社感兴趣吗？”北京地坛医院宣传中心的陈明莲在电话里说。

　　陈明莲参与编辑着一本关爱艾滋病人的杂志《携手》。诞生在地坛医院的这本杂志，有艾滋病人参与编辑，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家。

　　北京地坛医院，在今年因作为SARS定点医院而被公众关注。其实，它从1987年就开始接收艾滋病人，1996年被确立为北京市艾滋病临床研究中心。1999年，这里成立了关爱艾滋病人的机构———“红丝带之家”。现在，已有400多名志愿者不定期参加一些和艾滋病人的交流活动。

　　11月21日中午，记者赶到地坛医院。

　　正准备出发，陈明莲的电话响了，她在电话里解释着：“请你们绝对放心，病人坐一下你们的车，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你心里有点不舒服，我们能理解……”

　　接着，又一个电话响了，陈明莲说：“您是出租车公司的调度吧？你们别紧张，我刚才和司机沟通过了，乘客确实是艾滋病人，但艾滋病是通过血液传播的，不会通过空气传播。”

　　“如果坐公共汽车就能传染艾滋病，那可是世界新课题。”陈明莲特意把语调放得轻松，“我们今天的活动，也会帮助老百姓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我们很多人，还有志愿者，都和他们坐在一起。我们能保证你们的车和司机的绝对安全。”

　　放下电话，陈明莲对记者：“订车时，我们确实没有告诉出租车公司，他们是艾滋病人。我们担心说了租不到车。”

　　“我们都是多活一天算一天的人。你们来看我们，我们太激动了。”

　　我们上了停在地坛公园牌楼前的一辆大巴。

　　汽车前排是艾滋病人，见有陌生人上车，他们的眼神有点紧张，也有些说不清楚的东西。汽车后排，坐着大学生，他们是中央财经大学的10名青年志愿者。

　　坐在我身边的张博同学说：“开始有30多个同学报名，后来选出了我们10个。我不怕，来之前读了点书。其实我想和他们坐在一起，医生说，分开坐也好。我们就分开了。”

　　有记者和艾滋病人并排坐在了一起聊天。

　　车开动后，陈明莲对记者说：“这些病人的年龄在30岁～50岁之间，已经经过了5个月的治疗，一些指标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请各位记者朋友注意，你们的报道，无论文字，还是图片，如果里面出现了病人，一定要征求他们的同意，并且是书面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他们的隐私权。”

　　她又走到前排提醒艾滋病人：“记者要采访你，如果你不愿意，可以不回答。如果有记者要拍照，你不愿意，可以拒绝。”病人们的脑袋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开始商量。

　　陈明莲对大学生志愿者说：“我希望你们多在细节方面关爱这些病人。”

　　车行途中，车前的一个扩音器响起，是一个穿军绿色棉大衣的艾滋病人在讲话：“我们来自河南省××县××乡××村，我们村有3000多人，有500多人得了艾滋病，现在已经有100多人死了。有的人家失去了儿女，有的人家失去了爹娘。”

　　“我的名字叫谭××，我家里的电话是××，手机是××。我们都是多活一天算一天的人，每天都是挣扎过来的。你们来看我们，我们太激动了，就是死了，也值得。”他的声音因激动有点颤抖。

　　“我们不是因为嫖娼、吸毒得这个病的，我们都是通过‘献血’得病的。”他们说的“献血”其实是卖血。

　　“我们每个月来北京检查一次，为了凑够路费，有的人要卖麦子、卖苞谷。”老谭说这话时，有病人和志愿者在抹眼泪，摄影记者开始照相。

　　带队的志愿者陈晓云也接过话筒：“我们还没有做什么，你们就夸奖我们，我们很惭愧。看到你们这么纯朴，这么善良，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俺一共卖了16次。每次都抽俺两大袋子血，有400毫升。一次给俺40块钱。”

　　到了北海公园，地坛医院给所有人买了门票。

　　大学生志愿者的胸前都别着一个小小的红丝带，这是全球艾滋病志愿者的标志。围着兜售纪念品的人指着“红丝带”问：“你们这是什么旅行团？”但没有人回答。

　　志愿者们为了讲解，带队的陈晓云同学去买公园简介。但是她遇到了尴尬———卖公园简介的人隔着玻璃盘问她：“你是地坛医院的医生，还是病人？”陈晓云说：“我给他们普及了好多艾滋病知识，才买到书。”

　　上山看白塔时，志愿者们开始搀扶一些年岁大的艾滋病人。摄影记者们忙成一片，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权，他们想拍艾滋病人是背影、志愿者是正面的照片，一直没有等到好角度。

　　等到了景山公园，多数艾滋病人都走不动了，不愿再登山。只有33岁的王红艳（化名）愿意上去看看：“要是自己出钱买公园票，俺是不会来的。买不起。”

　　她说自己有两个孩子，都在读书。丈夫和她都得了这病。刚知道的时候，她一下子就垮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俺只是哭，一见到孩子就哭。我们死了，孩子怎么办？”

　　她说，自己是卖血感染的。“俺一共卖了16次。每次都抽俺两大袋子血，有400毫升。一次给俺40块钱。”

　　站在北京的景山上，她第一次知道了，前边是过去皇帝住的故宫，旁边还有国家领导人办公的中南海。

　　“你们就这么把我们打发了？把我们拍来拍去？为什么不给我们钱？”

　　短短的游览结束了。艾滋病人们还要赶今晚的火车回老家。

　　记者和志愿者这才知道，这些艾滋病人都是前一天下午离家，坐一夜火车到北京，上午在医院检查完身体后，晚上再坐火车回去。老谭说：“我们不回去，谁会留我们呀？”大学生们决定跟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

　　陈明莲提醒记者，图片里千万不要出现这家出租车公司的名字，这是公司打电话来再三提的要求。

　　突然，大家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本来艾滋病人已经上车，但有三位妇女冲下车来大喊：“你们就这么把我们打发了？把我们拍来拍去？为什么不给我们钱？”

　　一位妇女对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嚷：“你们拍我们，不就是为了挣钱嘛！到我们村。拍照片挣钱的记者多了。不挣钱，你们拍什么？”

　　地坛医院的医生们在中间协调：“老谭，你们和医院一直配合得不错，怎么能这样呢？回去的车票钱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也有记者急了：“你们再这么不讲道理，我叫警察了。”老谭说：“你叫警察吧，赶紧叫吧。”

　　这边，地坛医院的医生们打电话给院里，征求处理意见。那边，大巴司机很认真地问我：“如果今天你的家人是我这个司机的角色，你会让他来开车吗？”他还说：“我怎么才能得到这个‘红丝带’？”

　　这个北京小伙子说：“客人上了我的车，无论是谁，我都不能把他们赶下去。”他也跟地坛医院的人商量：“能不能把客人送走后，用你们医院的专用设备给我的车消一下毒？费用，我们公司出都可以。”医生说，不用消毒的，坐车不会传染。这个善良的司机还在坚持。

　　那个嗓门大的女艾滋病人放下话：“如果不给我们钱，到了火车站，我们就不下车！”本打算送行的志愿者们，大多自己走了。“真是农民的劣根性。”有人说。一位女学生说：“想想我也能理解他们。他们不在北京要点儿钱，回去谁管他们呢？”

　　最后，一起来的地坛医院工作人员，全都随车去了火车站。

　　两天之后，他们在电话里告诉我：“最后都解决好了。至于办法，就不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