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5500年前西南文明中心成都市考古所的陈剑介绍，营盘山遗址所在的河谷冲击扇形地区，不仅是岷江上游的地理中心，而且也是该地区面积最大的河谷平坝。这里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适合人类居住耕作，而且取水便利，更扼上下交通咽喉。此外，在地理位置上营盘山遗址东、西、北三面均为陡坡，并临近岷江河道，易守难攻。所以在5500多年前，这里一度成为了西南地区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农业：“农民”生活丰衣足食

　　在这一时期，营盘山居民以定居农耕业为主要生业方式。陈剑说，先民的生活状况可从遗址出土文物中看到。

　　石质、陶质和骨质的生产工具；制作精美的彩陶壶、彩陶瓶、杯、碗等容器；以及用于贮藏粮食或其他物品的窖穴……这些发现都表明，当时营盘山先民生活富足，农产品数量较为丰富。

　　渔业：不可或缺的“经济补充”

　　故宫博物馆的原馆长张忠培教授也指出，遗址出土有数量丰富的狩猎所用的石球、磨制精细的石质和骨质箭镞等遗物。这也说明，狩猎、采集和捕捞业也是营盘山居民对农耕业不可或缺的补充内容。

　　岷江从营盘山遗址的西、北和东北三面环绕而过，弯曲的河道形成了较大面积的回水湾区，河水流速减缓，其中的浅水区域是理想的捕捞作业场所。遗址还出土有亚腰形的打制石网坠，当为捕捞渔业的实物例证。

　　手工业：有固定的“师傅”

　　营盘山遗址的细石器及小石片石器具有出土地点集中化的特征，未经使用的成品石器、半成品石器和加工残片，多在几处填土呈灰黑色的大型灰坑内出土。此现象表明，营盘山居民中已有固定的人员从事石器加工作业，这些大型灰坑可能就是当时的石器加工作坊所在地，而石器（尤其是细石器）制作已成为手工业的专业门类之一。

　　陈剑惋惜地说，此后由于岷江上游地区人口不断增多，农业开采及耕种规模不断加剧，生态环境所受到的破坏也比较严重，加之洪水等因素，人类选择定居的地点只能不断上移至山脊地带或其他地区。所以，营盘山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群，堪称是岷江上游地区历史进程的缩影。

　　远古色彩

　　5000年不变的红色

　　在营盘山遗址的一个灰坑底部，有一块涂抹着鲜红色朱砂颜料的鹅卵石块，在另一件夹砂褐陶矮圈足器内壁，也发现有同样的红色颜料。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分析，这个足器应该就是调色器的遗存，这么多的红色也表明营盘山居民有崇尚红色的习俗。

　　陈剑介绍说，这和先民对太阳和血液的崇拜有关。太阳和人类自己的血液都是红色的，都有温暖的含义，从远古开始，红色几乎成为了所有颜色里面的图腾。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在埋葬死者时将红色矿石粉撒于死者周围，连随葬用的兽牙、石珠、鱼骨等饰物都染上红色。

　　新石器时代，对死者骨架或石器涂红的现象更多，如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发现有大量的打制石器涂抹红颜色的现象，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鹅卵石涂红现象，也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使用朱砂的实例。

　　轻叩彩陶

　　5000年后依然脆响

　　早在距今5500多年前，营盘山居民就具有彩陶烧制艺术，这足以让同时代的其他地区居民汗颜。营盘山居民的彩陶制作艺术具有高超的装饰和造型艺术水准，在出土的彩陶中，大多彩陶质地都以细泥红陶为主，烧制这种细泥红陶，温度要达到1000摄氏度左右。在5000年后的今天，我们用手叩击这些彩陶，仍然会听到清脆的响声。

　　这些彩陶打磨光亮，有的还施有一层白色的陶衣，在陶衣上用软笔绘出了各种图案，图案内容题材丰富，包括动物（变体鸟纹、蛙纹等）、植物（草卉纹、草叶纹、杏圆纹等）、几何图形（垂帐纹、水波纹、弧线纹、圆圈纹等）三大类，绘制笔法流畅、娴熟。

　　彩陶器的造型特征则以几何曲线形为主，器类有瓶、罐、盆、钵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彩陶已经开始逐步脱离日常生活实用器的特征，呈现出礼器化的迹象。

　　人面陶像

　　四川雕塑艺术之源

　　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陶质雕塑人面像，鼻及双耳为捏塑，双目及口部刻划而成，造型生动、传神。该雕像的造型与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上的陶塑人像很相似。这也表明，这里曾受甘（肃）青（海）地区文化的影响。陈剑说，成都高新区前段时间出土的商周文化遗址，很可能就与它一脉相承。

　　在另一个灰坑出土的一件陶塑人头像，制作更为简易，仅戳印出双目及口部。这是目前四川地区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质雕塑作品，堪称四川雕塑艺术的源头。

　　玉器首饰加工专业化程度高

　　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玉器和少部分水晶凿器。玉器可分为三类：其一为仿生产工具的锛、斧、凿、穿孔刀、镞等，多数的刃部未见使用痕迹；其二是环镯、珠类装饰品；其三是具有礼仪用器性质的璧、璜类器。

　　考古队员们说，营盘山居民的玉器加工专业化程度较高，已成为一个原始的手工业门类，也标志着营盘山遗址在聚落群体系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记者杨翘楚摄影向宇）

　　（来源：天府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