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刑拘后，对艾滋扒手病发时的救助是警方 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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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杨 江（记者）

　　在艾滋面前，21岁男孩宋鹏飞勇敢地道出：我是一个感染者。他从容走上讲台接受克林顿的接见，媒体镜头前，他的笑容写满坦然；面对艾滋，28岁的贵州艾滋女小琴与丈夫携手迈向婚姻的殿堂，她捧着大红结婚证书的双手捧着的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在艾滋面前，还有很多人像宋鹏飞、小琴一样积极面对，他们没有失去生存的希望，他们选择接受医治，毅然与艾滋抗争，尽管他们在公众面前选择了对病情的沉默。

　　当然，因为贫穷，因为对艾滋的惧怕，也有人在身体防线尚未被艾滋病毒击垮时，精神防线先行崩溃，他们选择了放弃，选择了消极等待病毒掐灭他们生命油灯的时刻。

　　更有少数人，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们自暴自弃，甚至破罐破摔危害社会。

　　在杭州，一群艾滋扒手利用社会“恐艾”心理，对社会治安屡次发难。也许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最好的生存之路

　　成为保护伞的“艾滋”

　　11月24日上午10点，12名强制戒毒人员被杭州市西湖区警方戴上手铐，从杭州市郊的杭州市强制戒毒所押送至西湖区看守所。他们都是艾滋病犯罪人员！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押运，为防止被押人员过激冲撞，危害警员健康，所有参与押送的警察都被要求戴上厚塑胶手套与专用头盔。

　　11月17日，西湖区警方抓获了一个由26名广西鹿寨籍成员组成的扒手团伙，成员都是瘾君子，进一步的血检发现，其中14名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当晚，警方刑拘了其中一名“艾滋”扒手，其余13名则被送往强戒所接受强制戒毒。7天后，其中12名“艾滋扒手”完成生理戒毒，鉴于他们的犯罪行为，警方决定予以刑拘。

　　此前，尚无针对“艾滋犯罪人员”的大规模集中刑拘的先例。

　　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队长王擎昆说，这伙“艾滋扒手”在杭州一度大肆行窃，颇为猖獗，被抓获的一刹那，26名扒手都在高呼：“我是艾滋病人。”

　　“得了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我们。”“艾滋扒手”作出解释。

　　长期以来，他们正是以身患艾滋病为行窃的保护伞，一旦被群众发现就大声嚷叫“我有艾滋病”，从而造成群众恐慌，逃脱追究。

　　王擎昆介绍，警方曾抓住一个艾滋扒手，其身上有一封未及发出的信，信中，他建议同乡快来杭州：杭州人钱多而且好偷，警察也不打人，只要你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艾滋扒手”透露，有吸毒者甚至抽出已染上艾滋病毒的胞弟的血注进自己体内，故意染上艾滋病。

　　“染上艾滋病，偷东西就不怕被抓了，至少这七八年的毒资不用愁了，反正我已经吸毒，已经毁了，过个七八年也差不多了。”尽管14个艾滋扒手中没有这类人员，但故意感染艾滋病以便行窃的做法已经令警方瞠目结舌。

　　“抓”与“放”的困惑

　　艾滋扒手告诉我们，他们此前曾多次被警方抓获后送进强戒所戒毒，多数就是在戒毒所血检时才发现感染艾滋病毒的。覃大美，我们采访时他正好毒瘾发作，身体痛苦地扭曲，浑身战栗，眼泪鼻涕流满瘦削的面颊。他2000年在强制戒毒所发现感染艾滋病。覃说，他被警察抓过至少5次，每次戒毒后都会被释放，最长被关纪录也只有30天。

　　王擎昆说，由于没有专门针对艾滋犯罪人员的羁押场所，长期以来，看守所不收，劳改所不收，监狱也不收，艾滋扒手有恃无恐，被抓时根本不逃。

　　“艾滋病”的字眼首次出现在杭州警方案宗中是在1997年，当年西湖区公安分局曾摧毁了一个外省在杭特大吸贩毒盗窃团伙，其中18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因没有专门关押场所，无奈只能采取遣送方式，警方包了一节火车车厢遣送他们回乡，然而，负责遣送的警察还未回到杭州，几个被遣送者已在杭城露面，不到一个星期，18个人都已陆续返杭。

　　6年间，杭州警方累计查出了100多个艾滋扒手，但都只能“抓了放”。

　　2003年3月，杭州市两会期间，一位来自政法系统的人大代表就已提交了一份《关于切实重视解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吸贩毒违法犯罪人员收容治疗问题》的议案。议案建议在杭州建立收治这类人员的工作机制，对因患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而难以执行劳改或劳动教养的人员进行封闭式集中收容、观察、治疗。

　　王擎昆说，艾滋扒手多已构成刑事犯罪，只要证据确实，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对他们予以刑拘、提起公诉和判处刑罚。有鉴于此，警方一改“抓了放”的惯例，决定对这一艾滋扒窃团伙进行集中追捕，并在行动前做好了集中关押、救助的准备。

　　救助的难题

　　就在杭州大规模刑拘艾滋病犯罪人员前不久，武汉警方也花7万元对一名以艾滋为保护伞为非作歹的犯罪人员李强进行羁押，开了全国艾滋病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先河。

　　李强“屡抓屡放”，一度盗抢、敲诈，成了当地一害，甚至还经常拿着针头到别人家里“要钱”，拿不到钱就威胁说要“用针头扎人”。

　　西湖区看守所目前为这14名艾滋扒手特设了一间严密监控的刑拘室，王擎昆说，这是对未来艾滋疑犯大规模集中关押、救助的一次探索。但这毕竟是首次面对，警方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

　　西湖区看守所所长倪宏峰说，艾滋扒手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犯罪嫌疑人，又是需要救治的患者，但在救治这块，警方的经验显然不足。

　　12名人员中很多已经有了艾滋病病发症状，他们每天至少发高烧一次，每天清晨起来肚子都很痛，其中一部分人不断反映“我的肝烂了”、“我的眼角烂了”。

　　由于长期吸毒以及交叉感染，许多艾滋疑犯还身患乙肝、结核性肺炎等其他疾病，但目前看守所只能针对一些胃痛、发烧等病况采取简单应对措施。

　　刑拘仅仅解决阻止犯罪一个阶段性的问题，还有逮捕、起诉等过程，警方面临的不仅是看管的问题，还不得不面对病毒携带者病发、死亡等意外状况。

　　倪宏峰说，我们急需专业人员，但专业人员在哪里？

　　经费同样是一个问题，王擎昆表示，治疗艾滋病的一些费用将由西湖分局负责，浙江省监狱管理局下属青春医院同意为一些艾滋犯罪嫌疑人治疗。

　　然而，艾滋病医治费用保守估计也在每月500元到2000元不等，这一 时间可能是一两年，也可能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

　　救治经费的缺口很大，警方深感压力，这部分工作本不在警方的职责范围。

　　从这几点上讲，我们需要专门针对“艾滋犯罪人员”进行收容、劳教、观察、治疗的“小汤山”。

　　回归后的困局

　　杭州、武汉两地警方羁押艾滋犯罪人员的尝试已在如何有效面对艾滋犯罪人员的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又使艾滋扒手的救助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有观点认为，艾滋病对于社会安全的危害正由隐性变为显性，艾滋病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最终还是要从社会的角度解决。在药物治疗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防止感染与遏制病情扩散才是工作的重点。

　　避免感染就是最大的出路。一组广为引用的数字来自卫生部，据估计我国现有84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在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中静脉注射吸毒感染占61.6％。

　　杭州抓获的艾滋扒手都是来自广西鹿寨农村的瘾君子，他们都是20多岁的青年小伙，但毒龄多已超过3年，部分甚至有10年，他们感染艾滋病的原因都是静脉注射。

　　韦老六22岁，已是重度吸毒者，他的指甲是青的，嘴唇是青的，手臂青筋暴突，布满针眼。他交代，在家乡，针管难买，往往是几个吸毒者共用一只针筒。由于对共用针筒引发艾滋病交叉感染的极度危险性缺乏了解，他们从不采取消毒措施，往往是针头里还带着前一个人的血迹，下一个人就迫不及待地扎进自己血管。

　　这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的直接恶果是，艾滋病在吸毒群体中迅速传播，一旦有一个人感染艾滋病，其余很快被传染。我们想到了去年广州开始向吸毒人员提供清洁针头。

　　艾滋犯罪人员回归社会后的治疗、生存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倪宏峰说，按规定，刑拘最多30天，12名艾滋扒手多数作案超过50起，但警方接到的报案数却很少，没有足够的定罪证据，多数极有可能无法定罪，刑拘期限一到必须释放。

　　即便判刑，也有刑满释放的一天，艾滋归正人员的安置、医护，终究还是个社会问题。

　　王擎昆给韦老六做思想工作时说，你在刑拘期间应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怎样面对自己的罪行，二是如何面对回归社会后的生活。

　　韦的回答是：我没有生活来源，因为艾滋病，我找不到工作。

　　王擎昆说，他的言下之意是出去后还得偷，而这种非正常循环正是艾滋犯罪人员回归社会后的一个难点。

　　如何树立生存的信心、接受治疗是另一难点。

　　一个艾滋扒手回答我们：出去后，我会回家治疗。“我没钱，我的治疗方式就是吃草药，吃甘草，甘草能治艾滋……我相信甘草能治白血病就能治艾滋，西药没法，中药有……”

　　他是我们采访的艾滋扒手中尚有一丝生存信心的唯一一个，其余对今后生活已表现出了一种迷茫，韦老六说：得了这种病，慢慢等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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