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晓晨

　　曾经经营着一个不小的饭店、靠贷款养着两台轿车的中年妇女邱艳，以她的能言善辩、花言巧语骗取了多位想给儿女安置工作的父母的信任，在两年的时间里，共有8位家长上当受骗，邱艳从孩子家长手中骗取了二十多万元。17日，记者赴牡丹江进行采访。

　　第一次行骗得手六万元

　　在牡丹江做生意的王保军，说起被骗的事就气不打一处来。17日，王保军告诉记者，他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为此，认识了很多朋友。两年前，他想从牡丹江往山东发运粮食，由于车皮紧张有些犯难。经朋友介绍，听说邱艳能办成此事。他便来到了牡丹江市东三条路一家很有规模的“XX骨头店”，看到老板邱艳能说会道，又热情好客，便对她产生了信任。后来，邱艳也确实办成了车皮的事，王保军全家都从心里表示感谢，一来二去，两家人成了朋友。2001年9月的一个傍晚，邱艳往王保军家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是王保军的妻子接的。邱艳在电话中说：“我有一个哥哥在省邮政局当一把手，现在有一个在邮政局的工作指标，需花3万元钱，如果指标下来，想在哈尔滨工作也行，在牡丹江也行。看看你家有没有亲属，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当时王保军也在家，王保军的爱人放下电话后也没太往心里去。可是接下来邱艳隔三差五地就往王保军家打电话，还主动到王保军家劝说他，王保军因为邱艳为他弄过车皮，因此，对邱艳已很信任了。尽管当时自己的女儿正在上高中，但觉得花3万元钱，能给自己的孩子办个工作也值。就这样，王保军与朋友等四人拿着3万元钱找到邱艳，把钱交给了她。

　　三个月后，邱艳又找到王保军夫妇，称她哥哥通过省人事厅要来一个到工商局工作的指标，三个月内办成。不过还要拿3万元钱。当时王保军的女儿想考大学，可是邱艳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给女儿留个工作指标总不是坏事。”王保军想，要是能进工商局比邮局好，多花3万也值。就这样，王保军再次交给邱艳3万元钱。邱艳出具了一份收条，落款的时间是2001年12月28日，但署名则是邱验。

　　几个月过后，王保军给邱艳打电话发现，对方经常关机。他决定把钱要回来，不办这个工作了，况且女儿已经考上大学。可是找到邱艳后，她就说这个指标来得不容易，全省只有一个，留着没有坏处。根本没有退钱的意思。以后，王保军有半年时间找不到她。今年，邱艳因车祸住院，王保军听说后打电话要来看她，她拒绝了。王保军思前想后觉得不对劲，于是到牡丹江市公安局报了案。

　　行骗两年八名家长上当

　　经公安局审问，从2001年年末邱艳向王保军行骗到2003年末其被捕的两年内，共有八位家长上当受骗，邱艳从孩子家长手中骗取了二十多万元。在被邱艳行骗的家庭中，刘平一家人生活最为困难。刘平是通过一位亲戚认识邱艳的。刘平是一家企业的工人，妻子长年有病，儿子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工作，听邱艳说能给儿子办工作，在几天内，刘平好不容易凑上了3万元，可是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刘平告诉记者，平时家里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下一万多元钱的积蓄，当听说邱艳能给儿子找工作，、他当时动员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为儿子凑钱，邱艳先是一次次地拖他，到后来竟不接他的电话，这时善良的刘平才发现事情不妙，来到牡丹江市公安局报了案。

　　在受害人中，文大姐的儿子本来在俄罗斯打工，收入很不错，可邱艳称能把文大姐的儿子办到省高路局工作，结果文大姐千里迢迢把儿子叫回来，可邱艳并没有办成事，还害得文大姐的儿子也失去了在俄罗斯的工作，只能在家里待业。

　　据文大姐介绍，邱艳曾找过文大姐的弟弟办过事，2002年年末，邱艳打电话给文大姐的弟弟说：“我欠你个人情，现在省高路局有一个工作指标，你家要是谁没有工作正好把这个指标给你。”文大姐的弟弟听说邱艳能办工作，就想到姐姐惟一的儿子在俄罗斯打工，姐姐一直想让儿子回来，找份稳定的工作。文大姐的弟弟就把邱艳介绍给了姐姐认识，文大姐来到邱艳的饭店，看到店面不小，邱艳穿得也很讲究，家里还有汽车。就这样，文大姐相信了邱艳，不但按邱艳所说交了几万元的办事费，还在2003年春节过后，把儿子叫回来等工作的消息。然而，这以后，邱艳每次接文大姐打来的电话时，不是说办事的人到北京出差了，就是说等201国道通车才能进人。

　　2003年10月29日，文大姐给邱艳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后，就再也没了邱艳的消息。文大姐的丈夫是给别人开出租车的司机，看到文大姐为儿子工作的事整日着急上火，心里也着急。以后就经常开着车到邱艳家敲门，但始终没有动静。

　　11月16日，他无意中听牡丹江市公安局的一位民警说他们抓住一个女诈骗犯，叫邱艳，以帮别人办工作为由骗了不少钱，他赶紧回家告诉了文大姐。夫妻二人来到公安局把自己被骗的经过告诉了公安人员。而其他的几位受骗家长听说邱艳被捕后也纷纷来到公安机关，然而还是有一些家长并不知道邱艳是在行骗，他们中的某些人还等着邱艳为其儿女办工作，只是在办案人员找到他们时才恍然大悟。

　　本不应得逞的骗局

　　在采访中，牡丹江市公安局一位姓郑的办案人员告诉记者，邱艳行骗手段并不高明，遗憾的是上当者大多并未“较真”，是骗局得逞。她对每位被害人都称自己只有一个工作指标，目的就是吸引受害人，很多受害人就是“爱惜”这惟一的一个指标而让骗子得手的。而且邱艳拿到他们钱时都出具借条，但所有落款的名字写的都不是邱艳，而是邱验，受害人也曾对这个名字表示过疑问，但这时邱艳总是称“我的名字两个字是一样的”加以搪塞，听到这个解释，很多人都未“较真”，只有一个受害人坚持让她改了过来。

　　为儿女找一份很好的工作心切，结果掉入了骗子设下的陷阱，用当事人自己的话说：“这不都是为了给孩子找工作吗？如果不是为给孩子办工作，谁会借给她一分钱？”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几乎所有的受害人都是通过朋友或亲属认识邱艳的，这样他们对邱艳都比较信任，而且在接触过程中，邱艳经常是穿金戴银，出手阔绰，于是所有的人有了这样一种印象却未警惕：邱艳有饭店、有车、有房子，有能力办事，也有能力偿还。托她办事不会出什么意外，而邱艳的语言表达能力更是给人以“能交际、有能力”的印象。

　　其实邱艳的饭店已因经营不善而解体，店铺是租来的。两台轿车也是贷款买的。而一些与邱艳相接触的孩子家长都有一种印象：邱艳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在“办事”时，连十几元的打车钱、几十元的饭钱都要孩子家长埋单，从不见邱艳掏过钱。　“儿子还等我找工作”

　　17日，记者在看守所里见到了犯罪嫌疑人邱艳。邱艳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但收拾得干净利落，眼神中透出几分狡诈。面对记者，邱艳一直在狡辩，并称自己也是“受害者”。她说，自己的饭店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并且购买汽车的资金和房屋租金都是从银行贷款，因为银行催还款着急才想到以找工作为名骗家长钱的，自己也没想骗钱，一直想帮家长解决孩子的工作问题，只是一直没办成。记者问她每日穿金戴银、过着奢侈的生活，就没想到骗来的是家长的血汗钱吗？面对这样的质问，邱艳才停止了滔滔不绝的狡辩。

　　当记者问邱艳对自己的行为有没有后悔时，这时邱艳才低下了头，小声地说道：“我儿子今年就高中毕业了，也面临着就业的问题，我一进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这件事肯定会给儿子造成打击，也不知道儿子工作的事会怎么样了。”说完之后，邱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新闻线索提供：魏丽霞（文中人物为化名）(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