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包工头诉说讨薪经历

　　11月27日下午，来自临沂费县的包工头赵林饿着肚子来到本报办公室。他说，他是看了本报近日有关《民工原生态调查》的报道赶来的。

　　刚一落座，赵林就禁不住地苦笑：“唉，讨工钱真是太难了！建筑行业真是不能干了！17000多元的工钱，讨了快一年了还是没影。”

　　赵林出示了一份《工程分包协议书》。他说，去年11月份，他领着40多个老乡，承包了“南通三建304处驻鲁二队”的钢筋工程，合同约定“工程完工后付80％的工程款，余额年底结清。”

　　赵林说，今年元旦前工程完工，他就开始追着要工钱。44000多元的工钱，被发包方七扣八扣，只剩下27000多元。但发包方只给了10100元，其余打了欠条再也不给。

　　27日上午，赵林拿着济南市建管局开具的《建筑工人上访通知书》和合同、欠条，跑到了南通三建在济南的办事处，结果被告知这个合同不是他们签的，所以他们不负责任。不得已，他又跑到北园大街去找直接跟他签合同的南通三建304处，但发现那个公司早已撤离，周围已经拆迁。他又打电话找到发包给他的个体承包人郁维祥，得到的答复是“正在上海，过几天来济南。”

　　赵林说，他找郁维祥快一年了，但每次都是推来推去。除了电话联系，他再也没见郁。其间郁的手机号换了七八次，每次赵林只能从郁的家属那里得到他最新的联系方式。

　　“去年我在济南等到腊月二十八，最后也只要到1000元钱。”赵林说，就是这1000元，让他在家乡父老面前臭名远扬，谈了多年的女朋友也因此告吹。“乡亲们都不相信我没要到钱，他们认为我把人家拖欠的工钱都给私吞了。春节前，讨薪的老乡把我们家的彩电、VCD都抱走了，母亲气得生病住院。从初一到初六，家里没断过要钱的人。”

　　赵林说，这对他的信用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去年还有40多个人跟着他干，到今年只有十几个人了，而且没有几个是原来的。

　　“我做了五年的包工头，到现在没结清过一次账。从来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赵林说，这个工程要来点钱，就赶快顶上上一个工程欠的工钱。至今自己拿出七八千元的积蓄顶账，但还是不够。

　　记者问赵林，讨薪难的根源在哪里？赵林毫不犹豫地回答：“层层转包，环节太多。”他说，“比如这个工程，济南一家建筑公司总包后，再转给其他建筑公司和个人，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五层了。工程款经过层层扒皮，最后已所剩无几。”

　　为能要点工钱，赵林每次都得请人家吃饭。赵林说，要100元工钱，他大约要拿出10元钱“公关”，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采访过程中，赵林不止一次地感叹：他这个包工头，一年到头除了要账还是要账。上边欠他的，他欠老乡的。为了省钱，他就住在工地上。

　　本报记者　王立龄　杨飞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