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杭州“艾滋扒手”：均非为避抓捕主动感染(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01日07:41 新华网

　　鹿寨县公安局的拘留所和强制戒毒所设在一个院内陶母为儿子因吸毒染上艾滋病并无钱治疗而流泪 (摄影/吴新燕)

　　被集中关押前“艾滋扒手”需换衣理发(摄影/王杰)

　　“艾滋扒手”均非为避抓捕主动感染

　　杭州警方收押“艾滋扒手”面临两难

　　“没想过会出不来。”已被杭州警方正式刑拘的“艾滋扒手”老树（化名）说。

　　尽管并非为避抓捕而主动感染艾滋病毒，但按照他以往的经验，行窃时失手被警察抓到，一说自己有艾滋病，往往很快就会被放掉。但是这次居然不同，他们这个“艾滋扒手”团伙的26名成员被杭州警方正式刑拘。这是杭城警方首次刑拘艾滋疑犯并集中关押，经检查发现，26人中有13人携带艾滋病毒。

　　最新消息是，在刑拘7天后，其中一名非艾滋病毒携带者韦某被批捕，其余艾滋扒手的批捕手续正在提请中。有关人士说，本周将可能出现一个批捕高峰。

　　令司法界越来越头疼的有关艾滋嫌犯拘捕、监押等问题，在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前夕因“艾滋扒手”而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杭州警方的行动固然可称“破题之举”，然而，当记者进入看守所，走近“艾滋扒手”，甚至追踪到“艾滋扒手”的家乡，一连串的困惑与更多的难题被牵扯而出。

　　“艾滋扒手”并非主动感染

　　扒窃所得多用于购买毒品

　　这个“艾滋扒手”团伙的成员都是同乡，来自广西鹿寨县。早些时间有媒体称，“艾滋扒手”是为了行窃方便而主动感染艾滋病的。“哪有这么傻的人？”在杭州市公安局的强制戒毒所里，老树面对记者矢口否认了主动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

　　今年才20岁的老树说自己已经是戒毒所的常客了。他上过一年学，13岁开始吸毒，1999年跟随老乡来到杭州，2000年感染艾滋，依靠扒窃换取白粉。老树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次被警察抓，多少次被强制送进戒毒所。

　　记者问：怎么感染的艾滋病毒？

　　老树：和其他同伙共用一个针筒吸毒，就被交叉感染了，以前也不懂。

　　记者：知道后，是不是很后怕？

　　老树：开始是这样，很害怕，经常想这事，晚上睡觉睡不着，一个人掉眼泪……时间长了就不当回事，反正自从吸上毒后自己就废了。艾滋病反而成了对付警察和那些被窃者的借口，我那些老乡都这样干。三年前，杭州市强制戒毒所添置了整套的艾滋病检测仪器，对进来的戒毒者进行检测。戒毒所医政科科长苏俊义也对记者表示，已经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扒手不是“主动感染”，而主要是在静脉注射时共用注射器相互传染。其中有11人，都是曾经进该所强制戒过毒的“老面孔”。

　　尽管“艾滋扒手”们表示自己都明白艾滋病是一种可致人死命的重病，但是更多似是而非的观念误导着他们的行为。比如说，他们认为吸毒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发作，所以在被强制戒毒后又一次次地复吸；他们认为得了艾滋病后如果做工会加速死亡，所以都不愿找正当工作而是以扒窃为生。

　　老树说，他习惯用一把一尺长的铁镊子将别人的钱包放进自己的口袋，每次过程不过十几秒。在他看来，扒窃是最简单却又是来钱最快的勾当，平均一天可以弄到600元，然后买一包白粉，两天吃完，吃完后就睡觉。偶尔被警察“请”进去，也不会反抗，跟着就走，然后过几天又回来，一切还是照旧。“我和老乡之间从来不谈艾滋病这个话题，也从来不跟家里联系。”

　　忌讳谈艾滋病，忌讳谈将来的生活，是这些“艾滋扒手”的共同心态。在无奈与不甘中，他们选择了以艾滋病相要挟、以扒

　　窃换毒资的“死循环”道路，打发不知何时就会突然中止的有生之日。

　　老树说：“偷钱主要是为了吸毒，被抓进去十来次了，都放了。像我们这样的人，最多活五六年。如果人生重新来，我会好好读书，再找份工作，好好做人……”

　　杭州警方首次集中关押“艾滋扒手”

　　嫌犯、患者双重身份亦令警方为难

　　过去警方对于“艾滋扒手”，只能抓了放，放了抓，原因是他们担心艾滋病病毒会在看守所内传染。面对游荡在杭州城里越来越肆意的“艾滋扒手”，西湖公安分局开始向上级部门反映：能否通过集中关押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处理？

　　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王擎坤告诉记者，刑拘这批“艾滋扒手”，将作为大规模集中关押艾滋嫌犯的一种尝试。刑拘每个艾滋疑犯至少投入一名以上的警力，为了避免对看守民警带来的传染威胁，民警都要佩戴两层厚的塑胶手套、专门的头盔和面具；在关押场所安装严密的监视设备，防止这些艾滋疑犯把刀片等危险物品带入；艾滋嫌犯吃饭时都将使用一次性餐具，他们每天产出的生活垃圾、废水都经过专门消毒处理并进行填埋等等。

　　尽管事先已有一定准备，但一旦把这些“艾滋扒手”关押进来，更多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麻烦接踵而来。

　　第一个实际问题就是钱。王擎坤不无忧虑地说：“这些人的身份是双重的，他首先是犯罪嫌疑人，其次又是需要救治的患者。对这部分群体的消化机构到底应该以谁为主，卫生、公安还是司法？经费由谁出？专业场所、专业人员如何解决？”据浙江省惟一收监艾滋犯人的监狱医院———浙江省监狱中心医院透露，这里收监一名艾滋犯人，医药费、检查费、看护费用等，一年起码要花10多万元，着实不菲。

　　苏俊义也有顾虑：“这些‘艾滋扒手’被放在一起，目前都还比较平静，因为他们习惯了自己是艾滋病携带者，警察不会拿他们怎样。一旦他们知道有可能被长期关押，肯定非常情绪化，有可能破罐子破摔，做出许多过激的行为，比如绝食、自残、攻击管理人员等问题。”

　　还有，被集中关押的艾滋嫌犯是否会交叉感染？被判入监后如何监管、治疗？一旦法院认为罪轻不足判，这些人该不该任其离去……这些问题，单凭杭州警方之力，恐怕难以给出答案。

　　村人不愿“艾滋扒手”回乡

　　老母亲为儿子无钱治病流泪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最新报告，我国目前的艾滋病病毒感染途径仍以吸毒传播为主，占61.6%。在这批“艾滋扒手”的家乡广西鹿寨县，吸毒人数就相当可观。一位姓陶的“艾滋扒手”告诉记者，他的二哥就是在几年前吸毒死的。

　　在鹿寨县中渡镇马安村的高椅屯，记者见到了陶某的母亲。这位73岁的老人在几天前已经听说小儿子在外乡因行窃被抓，还染上了艾滋病，心中一直难过，说着说着就抹开了眼泪。“我真是气得要死。”陶母按着心口，斥责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可是没一会儿，她又不甘心地问：“这病真的没治了么？”

　　老人说，她特别想儿子回来，他才26岁，还没有结婚，她要尽力帮他治病。可是说起治艾滋病的巨额花费，老人望着破旧的小院不吭气了。

　　“哪怕见一次也好。”她最后叹息着说。

　　村里多数人的想法却和陶母截然相反。听说这些“烂仔”在外乡被抓，不少人都松了一口气，庆幸可以过一段太平日子。

　　一位姓覃的村妇说，这些人在当地也都是偷鸡摸狗，祸害四邻。为了寻找毒资，他们不仅偷现金，甚至连煤气灶、铁桶、窗栅栏、灯泡、废报纸都偷。

　　马安村的一位村干部说，最早是有村人到广东打工，把“白粉”带了回来。“毒瘾上来命都不要，”他气愤地说，“我就亲眼见过有人打针管时一时找不到水，就抽田里的泥水打。”

　　这位村干部告诉记者，这些年因为吸毒，马安村已经死了六七个年轻人。三年前的时候情况最为严重，村里的吸毒者有数十个。这个村不仅吸毒人多，而且还有人贩毒。中渡镇上一个“摩的”司机说，前两年经常有人坐他的车去马安村买毒品，“这些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瘦得要命，脸色青灰，都不像活人。”

　　于是派出所开始严打，厉害时天天来抓，曾经枪毙过两个毒犯。这两年，不少吸毒的“烂仔”很多跑到外地去了。那位村干部说，他们在村里的时候，村民对他们是避而远之；他们走了，大家提心吊胆的，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又回来。杭州抓住鹿寨籍的“艾滋扒手”的新闻传到当地，大家对他们当扒手被抓也不觉得怎么稀奇，只是想不到他们竟然得了艾滋病。

　　共用针管吸毒导致艾滋蔓延

　　强制戒毒所内半数感染艾滋

　　实际上，鹿寨县的艾滋病疫情已经相当严峻，卫生防疫人员称县里有三个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重灾区，就是马安村所在的中渡镇，及雒容镇、鹿寨镇。鹿寨县交通发达，流动人口多，毒品在此地一度泛滥。三个艾滋病疫情严重的小镇，同时也是吸毒现象最为严重的地区。众多吸毒者因缺钱多共用针管，使得广西鹿寨这个小小的县城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温床。

　　在鹿寨，县公安局的拘留所和强制戒毒所设在一个院内。

　　强制戒毒所的副所长韦松寿去年4月来此上任。“毒瘾易治，心瘾难戒。”韦松寿说，这里“几进宫”的人很多，保守地说，复吸率不下60%。因此，作为一个县级的戒毒所，他们肩上的任务十分繁重。按照设计，这个戒毒所可以收治86个人，一直都是满员。

　　然而，在这个吸毒者人满为患的地方，却没有任何检测艾滋病病毒的手段。尽管戒毒所里的工作人员也非常渴望能像东部某些地区的戒毒所那样，配备相应的设备，对每一个进来的吸毒者进行艾滋病检测，因为这同时也保证了他们自身的工作安全。

　　而据知情者透露，这样的检测并非不存在。县防疫站近两三年内曾经多次对戒毒所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只是这数字并未公开。根据这几次检测，县戒毒所内吸毒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多在50%以上，最低的一次检测阳性率也有46.8%。

　　在鹿寨县戒毒所内，因为从未被正式确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吸毒者的隔离看护和特殊治疗自然也谈不上了。就连戒毒所里的工作人员，也仅是模模糊糊地知道曾有过这样的检测，结果如何，无人通报。只是戒毒所里肯定有艾滋病感染者的事实，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一位戒毒所警员的家属说，他们很担心自己亲人不小心被传染上艾滋病，但也没有办法，只能让他自己多加注意。

　　“艾滋扒手”也需得到帮助关爱

　　“针具交换”试点项目已见成效

　　因为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鹿寨县的卫生防疫人员也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在将于2004年初启动的第二批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中，就有鹿寨县的名字。这与该县从去年8月开始实施的卓有成效的“针具交换”项目有关。

　　“针具交换”是国家卫生部的试点项目，具体做法是：卫生防疫部门通过调查掌握吸毒人群的基本情况，然后在其中选择身体健康、文化程度较高且有一定社交能力的人员，作为“同伴宣传员”。经过上岗培训的“同伴宣传员”不仅要对吸毒同伴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完成清洁针具的发放和使用过的针具回收等工作。截至2003年8月底，该项目的直接受益者达到了405人。

　　帮助吸毒者不共用针管———截断一条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渠道就这么简单，但要全面做起来，又不那么简单。由于缺乏资金，在今年8月卫生部的“针具交换”项目试点结束后，鹿寨县卫生防疫站的清洁针具发放工作也停顿了下来。防疫站的工作人员正在积极建议上级有关部门，继续支持该项目的实施。

　　鹿寨县卫生防疫站疾病控制科主任覃惠群说，防治艾滋病的工作进行得并不如想像中顺利，他们时常感觉到困扰。

　　比如说，全社会共同参与不够。“说句玩笑话，我们有时会感觉在孤军奋战，缺少其他部门和机构的配合。”覃惠群说，目前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还很不够，一些经济不发达的乡镇更显得有些麻木。

　　再比如说，戒毒所内的经检验报告HIV阳性的吸毒者如何管理？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还比如说，钱和人的问题。县级、乡镇级的专业人员不足，技术力量薄弱，专项经费不能及时到位，经常需要先垫资后报账，这些都制约着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发展。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经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病毒的病例数增加，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正很快由吸毒人群向健康人群转移。覃惠群说，吸毒者属于边缘人群，一般人接触不到。但是，经由卖淫嫖娼等性行为，艾滋病病毒很快就会波及一般人群，进一步传染配偶，再下一个受害者甚至可能是婴儿。

　　“无论是‘艾滋扒手’还是染上艾滋病的吸毒者，他们也需要社会的关爱。”覃惠群说，这种关爱不仅体现在不歧视、不排斥，重要的是给他们提供切实帮助，不能任其游荡甚至从事不法勾当。如果读懂了艾滋病传播的链状网络，那么很容易就能够明白，对于这些边缘人群，关爱他们，也正是关爱自己。（文/乐倩郑巍）：（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