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记者的自述 新华社成都11月30日电 新华社记者周俏春
四川20余位艾滋病患者组成了一个话剧团，把自己感染艾滋病之后的经历编排成一出话剧，准备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后到成都进行公演，以唤起社会对艾滋病人的关注，呼吁人们珍惜生命、健康生活。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在成都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应该感谢他们，明知公开亮相可能遭到歧视，但仍然有勇气站出来，这是对社会负责的行为；也有人说，最好把这些人统统关起来，不准他们随意走动！
女记者傅艳，就职于《成都晚报》社会新闻部，为了帮助20多名艾滋病感染者实现梦想，半个多月来，她每天都穿梭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为艾滋剧团联系食宿、交通及演出场地，竭尽全力地为艾滋剧团鼓与呼，也尝到了与众不同的苦与乐。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是2001年从一名内科医生转行做的记者，那年的12月1日是我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报道，当时由于稿件中的一句话措辞较为敏感，我被相关部门和报社领导批评了，当时我就想，以后再也不写艾滋病的稿子了。
2002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时，贵阳一位感染艾滋病的女青年与男友在北京举行婚礼，近百家媒体打起了“新闻大战”。我作为极少数能直接采访这对新人的记者，本应感到幸运，但是当时我看到许多媒体都抱着一种猎奇的心理去炒作这场婚礼，我就反思：能不能以更人性化的角度，去采写这些被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故事，而不仅是满足某些人的“窥视欲”。
今年11月中旬，我接到电话，得知资中县公民村的20多位艾滋病感染者想到成都公演一场话剧。为了帮他们实现这个愿望，这10多天来，我别的稿子都顾不上写，天天都在想办法帮他们解决吃住行的具体问题。就拿住宿这个问题来说，我前前后后跑了40多家宾馆酒店和招待所，找了很多卫生系统的老朋友帮我一起出面联系，甚至买100多块钱一罐的茶叶拿去送礼。可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宾馆、招待所就像达成共识一样，不是以客满为由委婉拒绝，就是直言“不行”。
住宿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急得嘴角冒出一串水泡。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天晚上，我托了好几层关系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小招待所。走遍了4层楼，一个入住的客人都没有。我心里还想：生意这么清淡，看来有希望。老板是个特别热情的中年女人，一开始我就按惯例给她来了一场“科普讲座”，解释艾滋病毒不会通过卧具传染等等，老板娘听得也特别认真，一个劲地点头，然后来了一句：“行，你什么都别说了，看在朋友介绍的份上，每个人只收你20元钱。”
我一听高兴得蹦了起来，把所有能想到的赞美的话都用了上来。没想到临出门时，老板突然问道：“你们那个什么艾滋病的会议，没有真的艾滋病人吧？”天哪！弄了半天，她把我们当成联系会议接待的了。当我明确地告诉她20位剧团成员全是艾滋病感染者时，她马上“痛心疾首”地说：“那怎么行，我是个接受正统教育的人，这样子以后我还怎么见人啊。”
类似的事我还遇到了很多，事前我都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报社领导也说让我做好公演可能办不成的心理准备。其实从新闻的角度来说，即使公演不成我还是可以做《首个艾滋剧团公演梦破成都》之类的稿子，但是如果那样，多伤剧团成员的心呀！如果100次的尝试中我失败了99次，我愿意找寻那剩下的1％的机会让他们圆梦。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位我曾经追踪报道过的因患职业病病危的年轻妈妈，在报道过程中，这位女子被检查出患有艾滋病。有些同行劝我炒作这条“猛料”，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她死后很可能得不到正常的赔付，更可怕的是，她的孩子将来会一直生活在耻辱的阴影中。我觉得记者一定要有良知，下笔之前先想想自己的措辞会不会伤害到这些艾滋病人。他们和我们，是平等的人。
其实，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如果你无法接受，可以不接近他们，但请不要伤害他们，如果社会的歧视将他们逼到仇恨的悬崖，对我们自己也是有害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