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潘志贤

　　本报郑州12月2日电

　　吴贤德，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民，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小文章，从此开始了对新闻工作的不懈追求。从1991年开始，他先后在多家新闻媒体供职，现在是《西部发展报》记者。1997年底，一次偶然的老乡求助，使他在新闻采写工作之余多了一项义务工作———帮外出打工的老乡讨要血汗钱。

　　今天上午，在向记者说起自己义务讨工钱的经历时，吴贤德义愤填膺———

　　1997年12月20日，下着鹅毛大雪。早上，在江苏某报供职的我打点行李准备回老家过春节。这时，20多个在江苏吴江市盛泽镇一家个体丝织厂织布的河南老乡及安徽女孩找到我说，厂老板为了拖欠她们工资，昨天突然“失踪”了，她们找到老板娘，老板娘耍赖说连自己也不知丈夫到哪儿去了，这段时间老板正和她闹离婚，她也在找，“看在大家都是女人的份上，我可先拿点钱给大家做路费”。一听这话，我便知老板娘是在以丈夫和她闹离婚为幌子，欺骗这些无助的外地女孩。

　　为了帮这些外来妹讨回工资，我打消了当天回家的计划，和她们一起到该镇镇政府和吴江市政府、劳动部门投诉。这一招果然奏效，在当地政府领导的直接过问和督促下，一周后，耍赖的老板终于把拖欠的近13万元工资一分不少地发到了工人手中。

　　我这人好管闲事，听说哪个老板、包工头拖欠、克扣民工弟兄们的血汗钱，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2000年5月，我有事去郑州新密市(县级市)。路过新密劳动局门前时，我看见20多人身背装着被子、衣服的“蛇皮袋”，在那里站的站、坐的坐，围着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在争争吵吵。我上前一打听，这些人里除了我的老乡信阳人外，还有许昌、平顶山等地的民工。他们告诉我，他们从正月跟当地一个姓沈的老板干到现在，家里正在农忙等着用钱，老板却说没钱给，他们在多次讨要不成的情况下，只得找到地方劳动部门。“我们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叫我们找法院告老板，可我们连字都不认识、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去打官司。”一位农民兄弟说。

　　听完他们的诉说，我决定“利用”当时是北京某报驻河南记者的身份帮帮他们。后来，我以这些农民工的老乡和“亲戚”的身份，找到该市有关领导和主管建筑的建设部门。3天后，这些农民工弟兄们就拿到了他们应得的工资。

　　2002年11月，在郑州某建筑工地干活的十几个老乡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借给他们一些生活费，并告诉我：他们承包的工程都完工半个多月了，当初承包活儿时，老板说活儿一完工，立马结算工钱。当时，考虑到老板也是信阳人，不会受骗，他们没问什么也就干了。谁知按工程质量要求干完后，找老板结工资，老板却说没钱。“开始找到老板，老板还给点生活费，现在不但没有生活费，连老板影子都找不到了，工程全部完工了，开发商让我们抓紧搬出工地，再不搬出工地，就扔东西。”一听这话，我骑上自行车就赶到老乡们所说的工地。

　　一看当时那儿的场面，我直想掉泪，这哪是人住的地方？这么冷的天，老乡们仍然是水泥地上放一张破草席，上面一床薄被子。“这个老板根本连一点人性都没有……”我心里暗暗骂道。我跑到该小区物业公司一问，的确如老乡们所说，该房子已开盘对外出售。

　　我一边安排老乡们搬东西，一边骑上自行车回到我住房的附近为他们租房子。当时，我刚生完一场大病，除花完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外，还欠1000多元外债。说句心里话，按当时的处境，我完全可以不管。理由很简单，我和他们只是老乡关系，帮他们又不能得到什么。可谁叫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要管就要管到底。从此，我被卷入了为老乡们讨工资的行列。为了给老乡们讨到工资，就是天气再冷，我也要骑着那辆一走三“吱呀”的破自行车，拖着疲惫的身子穿行在那个黑心老板的工地和我租住地之间。

　　天气在一天天变冷，老乡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为了维持生活，不让老乡们饿着，我开始向朋友们借钱。有一天，我没借到钱，只得把家里的旧报纸、旧书都卖了。可恨的是这个姓黄的黑心老板，我一次次找他，他都不见，电话里说得比蜜都甜。今天说明天，明天推后天……就这样一天天拖下去。后来，我的老乡们知道我的生活也困难后，便偷着到菜市场捡拾别人扔掉的菜叶吃。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还直想掉泪。

　　更可恨的是，这个黑心的黄老板，后来干脆连电话都不接了。

　　眼看年关一天天逼近。腊月初，在讨钱无望的情况下，我让老乡们到郑州市某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求助于劳动部门。可是，让我的老乡们伤心的是，该大队接待人员听了他们的介绍后，答复说没有劳动合同的投诉不受理，并告诉他们说：“要去找辖区内的劳动部门。”

　　听到该情况后，我不得不冒着雨雪天，陪同他们到管城区劳动监察大队。多次往返奔波后，在该大队杨志林等同志的帮助下，区劳动监察大队向黄老板下了最后通牒：再不结算工钱，就封他的银行账号。农历腊月20日，黄老板才派人把拖欠了2个月之久的2万多元工资送到管城区劳动监察大队。可恨的是，这位“周扒皮”还是以莫名其妙的理由，硬扣掉了老乡们的1000多元血汗钱。

　　……

　　吴贤德告诉记者，几年来，他已先后帮助农民工弟兄义务讨工钱五六十次，讨回应得的血汗钱“估计有二三十万”。吴贤德感叹道：“讨工钱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阻力太大了，要账真难啊！”

　　“可以这样说，在苏州的吴江市盛泽镇和浙江嘉兴市王江径镇，凡是拖欠克扣外来工工资的大多数个体丝织厂老板都认识我，对我恨之入骨。”吴贤德说，1997年在盛泽镇帮外来妹讨回工资后，老乡告诉他，老板在发放完工资后，曾恶狠狠对她们说，要找人打断吴贤德的腿。“可我的腿至今仍是好好的。”吴贤德说：“我要对得起农民工弟兄的信任。能得到农民工弟兄们的信任，能为他们办点事，是我人生最大的安慰。”

　　吴贤德透露，他的最大心愿是自己将要创办的“打工之音”公益网能早日开通，创造一个打工者共同的“家”，让打工者共同分享打工者的酸、甜、苦、辣，共同解决打工中遇到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