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 贺莉丹/报道

　　1978年12月26日，美国。“文革”后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准备出发。临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亲自率队与他们话别。

　　这种高规格礼遇背后，饱含着一个浩劫刚过的国家对人才的殷切期望。

　　这年8月4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将出国留学生名额增至3000名以上。

　　1982年7月16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公安部、外交部、劳动人事部《关于自费留学的规定》，放开了自费留学的口子。

　　25年过去，当初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走的这批人，为中国开辟了一个时代，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已累计有58万学子走出国门。中国目前每年约走出2.5万留学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

　　上海市回国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汤为民说，25年来，共有3.2万多“海归” 来上海工作、定居、创业，约占全国学成回国留学人员总数的1/5强。

　　嵇汝运：1946年留学英国

　　1848年，祖籍广东梅县的容闳赴美留学，7年后在耶鲁大学毕业。容是中国第一位自费留学的学生。从那以后，出国求学成为很多中国学者的重要选择。

　　85岁的药学专家嵇汝运每天手握一堆卡片，细心整理资料。老人乐呵呵的，看起来还是神采奕奕。

　　50年前，这位英国伯明翰医学院药理系的博士生决定，尽快回到自己的国家。1946年，他高分考取“庚子赔款” 公费生，和另17人赴英留学。

　　“在国外呆着总觉得是呆在别人的地方，英国不是我的祖国。”回忆当初回来的想法，嵇汝运说。

　　从英国上船，一个多月后，到达上海，嵇汝运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为普洛大众研制药物。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解放初期，血吸虫病正在中华大地上肆虐流行，上海青浦朱家角的很多人都感染了血吸虫病，安徽、湖南等地更为严重。

　　研制对付血吸虫的药物任务就落到了药物所的专家们头上。当时，国外尚无血吸虫病大规模蔓延的先例，嵇汝运们几乎是从白纸开始他们的研制。

　　1950年代末期，作为“上海市血吸虫研究专家委员会”成员，嵇汝运随队到安徽贵祠县考察，只见贵祠卫生医院里住的全是血吸虫病人，瘦弱的身躯挺着一个大肚子，里面满满的都是腹水，时常有人在半夜突然死去。

　　在英国留学打下扎实基础的嵇汝运，提取到一种新的防治寄生虫病的药物有效成分，并将其进行人工合成。他和同事们经过多次试验，终于研制成了治疗血吸虫病的新药。

　　可“文革”期间，嵇汝运却被诋毁成“特务”，到五七干校接受“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刚开始的精神病药物研制被迫停了下来。

　　“文革”结束后，嵇汝运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及上海分会名誉理事长、亚洲药物化学联合会执行委员等职，1980年当选为学部委员，主要从事新药研究。

　　现在，嵇悉心研究的是治疗老年痴呆症的药物，“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了，有些记忆丧失的老人在服药后，已经开始恢复一些记忆。” 他高兴地说。

　　张成勇：1986年留学美国

　　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在中国“七五”、“八五”、“九五”和现已开始的“十五”计划期间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批人专业分布广泛，专业基础坚实，掌握国际前沿的科技文化信息，已经成为国内各个学科领域的带队骨干群体。据了解，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中，2/3的优秀人才是归国留学人员；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50%以上是近十年来归国的留学人员。

　　张成勇穿着酒红色的Adidas外套坐在他的办公室，44岁的他看起来还很年轻。朋友称呼他“Robert Zhang”。他给我递过来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头衔是“奥雷通光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1986年，77级四川大学通讯专业学生张成勇入选电子部公派留学名额，到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学习通讯。

　　买了机票，身上只剩下50美元，张成勇就这样离开中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他抵达后的第一夜：是在一位同学家客厅的沙发上度过的。

　　美国的教学方式是自己买书、自己找导师，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联系，这让张成勇适应了很久。刚到美国时，连当地银行讲的“check in”，他都听不懂，而印度老师艰涩的英语更让他如云山雾罩。

　　由于留学的费用公费只能负担张成勇半年到一年的生活费和学费，他还必须想办法挣钱：要么打工，要么勤奋学习争取奖学金。张成勇选择了后者，“花时间打工了，申请奖学金就很难。我干脆孤注一掷把时间放在学习上。”

　　1987年，张成勇拿到了硕士学位及第一笔奖学金，四年后获博士学位。拿到学位，张成勇在美国呆了近十年，“我的专业是太空通讯，太尖端了，没办法在国内用，所以一直在等待机会。”

　　1990年代初，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早期，AT&&T、Sprint、Harris等美国企业准备进军中国市场，他们急需一批懂通讯的中国留学生帮助他们实现计划。张成勇们开始浮出水面。

　　1995年，张成勇走出实验室，进入企业管理层。四年后，他成为World Digitel的高级副总，“工程师和职业经理人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张说。于是，他决定花8万美元到Pepperdine University接受EMBA课程培训。

　　2000年初，张成勇回上海担任阿尔卡特亚太区副总裁，但没多久，他离职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如果想在美国创业成功，需要更大的代价。副总已经到顶了，再呆下去，我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

　　张现在创办了上海源泉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留学时光是张成勇珍贵的回忆，但他认为自己不属于人们常说的“海龟”：“那些人很多都是在美国读完书就回来，根本没有任何从业经验。而我们代表的一批人，都是在美国的跨国大公司里做到很高的位置后再回国创业的。”

　　“我们到美国时，身上只有50美元，”张成勇笃信，“如果一切从零开始，我们都可以接受——就像创业，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

　　第三代：2000年代的留学

　　今天的上海，出国并非新闻。每年，上海各高校都有大批的学生涌到各领事馆等待签证，出国，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命运的某种改变，无论是好还是坏，留学的神秘色彩在渐渐淡去。

　　25岁的黄众看起来是个很讲究的小伙子，他在同济大学汽车系读的本科，同济去德国的学生很多。有个说法是，在德国遇到的10个中国留学生中有7个是同济的。黄也顺理成章地去了德国慕尼黑大学汽车系。虽然德国的学费免费，但是家里还是每年要负担他十几万的生活费。

　　德国的学制属于“宽进严出”，黄众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毕业。“大家都出了，我也要出啊，在国内读研究生也没什么意思，出去看看也好。”

　　家在徐汇区的何美美去了英国，这是父母的意思。23岁的何美美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年考了TOFEL，分数不是很高，学校也不是很有名。但何妈妈认为一年的留学生活能让宝贝女儿镀金：“国内就业形势不乐观，反正呆着也是呆着，还不如出去。”何美美出国用了家里26万，她细声细气地告诉记者：“毕业后我要在英国打打工，为了我，几乎用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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