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吴 琪

　　如果不是连续发生的两起命案，在以旅游城市都江堰为原点的放射状公路交通图中，南去市中心七八公里的中兴镇只是106国道上一个可以不被标识的点。1月22日夜里，当22岁的刘晓昆遭人追杀而命丧商业街第15家店铺时，距离同一条街上引起震惊的“弱女子当街被杀”事件仅17天。小镇的凶杀气息迅速传播开去。

　　当街追杀

　　中兴镇是都江堰至青城山的必经之地。穿镇而过的国道更像带旺一方水土的经济命脉，商业街和迎宾路倚道而建，构造出近三百家商户的中心商业区。一家挨一家的小门脸从国道边直接延伸至500米开外的沙沟河。在每年4月到10月的旅游旺季，街上一半以上的生意来自川流不息的过客，每月逢“七”逢“十”的赶场日子里，马路当中都会摆满临时摊点。

　　相对于镇上的热闹时光，追杀的发生时间“略显冷清”:刚过旅游热季，也不是赶场日子，女子被杀于早上5点，在商铺开门前;男孩被杀于夜里11点，在大多数商铺关门后。女子遇害的店铺在商业街老桥旁，左边是“中国农业银行”，右侧为超市和茶楼;男孩被害的皮鞋店离商业街南侧的中兴派出所不足百米。人们抱怨着“商业街都快成屠宰街了”，“谁还敢开门做生意”。

　　事件的过程因颇具戏剧性反而显得缺乏真实感:37岁的女子大声喊叫一路奔跑，血迹在约200米的老桥上断断续续，最终被砍死在一家关门的超市门口。被人追杀无路可逃的刘晓昆慌乱中奔进尚未关门的皮鞋店，四五个青年从随后而至的出租车上操刀入室，一阵砍杀夺了刘晓昆的命。30多岁的皮鞋店老板甘彬夫妇从外地来此开店仅三个多月，两分钟内的血腥场景吓得两人瘫倒在地，更多的邻居则是被他们随后发出的惊呼和报警后引来的警车惊醒。

　　虽然附近店主们并不直接认识两个受害者，不大的镇子里很快流传开各种猜测与信息。弱女子在当地说法中是一个“不太正经的”人，被前夫或是情人因为感情纠葛追杀致死。刘晓昆则是本地孩子，家就在路另一侧一里多路的红楼村一组，平日里务农为生。中兴镇没有出租车，提刀而来的追杀者被推测为“都江堰市里来的”，母亲黄菊英能想起的是儿子在晚上7点接到电话后说“朋友来了”，便有去无回。身高只有1.55米的刘晓昆在熟人眼里性情温顺，并不像个帮派人物，黄菊英觉得自己的穷儿子对杀人者来说实在是无利可图，因此相信“他一定是得罪了在外面混的娃娃”。

　　刘晓昆的遇害并没有引起熟人圈以外的同情，街上的生意人说，“都是些‘渣渣’（当地对不务正业青年的称呼）的争斗”，杀害女子的中年男人也是这里的“混混”。这种争斗激化为当街追杀在众人记忆中至少还有两次:7年前，刚复员回家的陈豆腐家儿子某天中午在镇上老桥附近刺死了镇里上阮村的宋红军，起因只是一点小摩擦。5年多前，在成都体校读书的当地一个十几岁男孩跟人打群架，夜里11点被人从都江堰追来砍死在公路边的新桥旁。在当地人看来，这些“街上耍的混混”犯凶杀案并没有太大图谋，“不就是争个位置争个脸”，平时也是打打杀杀，只不过这几次“闹大了，弄出了人命”。

　　街头黑帮生存圈

　　四川土话对混混们的称呼颇多，“渣渣”、“晃壳儿”、“烂眼儿”，想吃好穿好耍好、又不愿吃苦挣钱的人不自觉地衍生成了一个阶层。与邻近经济发达的青城山镇相比，中兴镇人的日子过得不算富，靠街头生存的闲散帮派不少。

　　虽然当地百姓对游荡于人群中的混混们无法精确统计，“但仍留下了鲜明的群体特征: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男人居多，本地和外地人兼而有之。36岁的新益村村民魏耀明（化名）在家门口做了十几年的小本水果生意，已经和80%街上耍的混混建立了点头之交:“有些就是自己村里的熟人，平时农忙种种地，有别的事挣点小钱，不够花了就到街上耍。”因为“各有各的生财之道”，居民与混混们维持了相对稳定的一种平衡:店铺做正经生意靠游客挣钱，混混靠小偷小摸弄点零花钱。

　　凶杀案发生后，中兴派出所放置南街路口的公告栏提醒大家注意12种当地盛行的骗术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混混们的生财之道:用假银元、假金币骗人，谎称捡到贵重宝石、玉马等骗钱。并不高明的骗术往往借助暴力的威胁，有时就直接耍横，撞到人后敲诈对方钱物，甚至暗偷明抢。

　　商业街聚集着混混们生存来源，与之平行的以火锅店和游戏厅等为主的另一条主要街道迎宾路则成为他们的消费场所。双向宽车道的迎宾路是镇子里为数不多的样板性工程，道路两边的商铺由政府统一建成两三层的小洋楼模样，一楼商铺，店主住楼上。在街上做了8年生意的白清秀说，迎宾路上三家游戏厅和三家卡拉OK厅几乎没安静过，夏天就别想睡个好觉。通常晚上10点以后是混混们的活动高峰期，“争歌唱、争位置，喝酒、打群架，一晚上就听到外面乒乓作响”。而他们之间打起架来“摸到什么用什么”，刀、啤酒瓶拿到就刺出去。今年7月份一天半夜，街上居民都被叫救命的声音喊醒了，有人喊“我要轧死你”，开着农用拖拉机轰轰作响，打杀过后第二天天亮看到了路上有大滩血迹。

　　小镇安全的价码

　　在成都曾给某帮派老大当司机的赵雷（化名）是看不上镇子里小混混们的。因为其“级别太低”，“马仔都算不上”。成都帮派比较兴盛的90年代初，帮派老大多是有经济实体的大老板，手下养着几个到几十个不等的马仔，做马仔的要求只有一条——亡命。平时马仔光拿钱不用多干活，一旦有经济纠纷或是生意竞争需要“狠”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派上用场。但现在一则大都市的经济秩序已经相当规范，二来“当初混江湖的一批人年纪也大了，到处晃也没什么意思，找老大安排点事情就告退了”。逐渐弱化的帮派组织形态便一层层向都市周边的区域渗透扩散，活跃在这个川西城乡边缘小镇的混混们体现的仅是最松散的末端结构。

　　两个月前从阿坝州来商业街开超市的张红霞（化名）不习惯镇里的治安环境，“街上人太不团结了，各人只为自己包包圆”。受害者刘晓昆的家人一直试图弄清孩子最后在店铺里被刺杀的情形，从内江赶来的刘晓昆表哥不同意店主被吓傻了、无法救护刘的说法，“尸检报告说他是失血过多身亡，流那么多血总要有个过程吧。警察说他左手握拳反抗，右边脸全被歹徒用店里的煤球砸伤了，对方是先用煤灰迷了他的眼才靠近的，这些时间就没有人相救吗？”母亲黄菊英想不通的是，“娃娃在这里长大的，街上的人基本都认识，他们怎么不救人呢？”而皮鞋店的店主三个月前从外地搬来，不愿再次提到当天的场景。旁边副食店老板两夫妇在这里也只住了一年，称当晚店门早已关闭，等到被惊醒是警车来了之后，刘已经没救了。张红霞提到，有时混混们在半夜爬上电线杆入室偷盗，偶有看见的人也不敢做声，“那些人都是不要命的，谁敢惹？更何况是提刀子在你面前杀人呢？”

　　对于没什么血腥色彩的混混，当地人是温和的，甚至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摆在土地被征收的农民面前的现实是，经济状况并不一定比以前好。新益村五组在村民印象中最后一次分田是1988年，随后水田因为乡镇建设不断被政府征用，十几年来队里人口增加了40多，土地却由100多亩减少到70亩，于是新增人口“有户无田”。镇里给36岁的村民张志（化名）的土地补偿是每年700斤大米做口粮，“现在我一家四口人，口粮不够用”，张志就四处打“贫工”（低技能短工）糊口。而十几岁的娃娃毕业后没田种，镇里的小商铺又提供不了打工机会，“不够勤奋的娃娃便成了混混”。据村民估计，新益村五组50多娃娃中，有10个左右的小混混。经济不够宽裕的中兴镇，派出所9个民警和十来名治保队员管理着辖区内常住人口42500人。一位村民说，案件发生时就算打110，市里还是指派当地派出所管理，可“他们总是经费不够，总是说忙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