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拍照≠窃取秘密

　　新闻回放：2003年7月7日，家住曹家巷的刘霞在西安市东郊一家商场的儿童游乐区，刘霞刚给儿子拍了两张特写就被保安人员“请”进了办公室，商场以在商场拍照是窃取商业秘密为由，要求刘霞曝光胶卷并赔偿损失。胶卷最终被商场强制曝光。

　　记者点评：法律人士认为，在国家防止商业间谍的有关法规没有出台之前，行规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也就是说商场无权将胶卷曝光，强行曝光胶卷并索赔损失是对消费者的侵权。而在目前的法律盲区，商场既要防止商业间谍消费者又想在商场留影，两全其美的最好办法就是商场设置禁拍标志，和消费者达成一个要约，或者消费者和商场沟通征求商场同意，尴尬的事情也许就不可能再次重演。

　　本报记者 田柯

　　谁输官司谁包“律师费”

　　新闻回放：陕西省某国药公司与咸阳某药品公司于2002年签订了《药品购销协议》。协议签订后，国药公司按照约定的时间履行了供货义务，药品公司在当年10月以前也能按照合同“当月结清货款”的约定当月结清货款。其后开始拖欠货款，截至2003年3月共欠货款80余万元。国药公司在多次催要未果的情况下，以故意拖欠货款为由，将药品公司诉至法院，并要求被告承担其所聘律师的代理费。

　　当年5月13日，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以被告方故意违约，并违反《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的公平原则为由，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15000元，成为陕西首起谁输官司谁包付“律师费”的案例。

　　记者点评：这起案例中，法官在依法判被告败诉时，并惩罚性地判其支付对方聘请律师的一切费用，在打破常规审判的局限性时，无形中遏制了一些故意违法行为的再发生，维护了更多遵纪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报记者海涛

　　买卖祖传虎皮褥子也犯法﹖

　　新闻回放：今年6月，华县辛庄中心小学教师潘焕章因为家中经济困难，2002年底，将同村潘某当年用以抵债的民国二十五年祖传虎皮褥子转卖给他人。今年6月，潘焕章突然接到华县公安局传唤，理由是：潘焕章违反了《刑法》第341条：买卖、贩卖国家禁售珍贵动物毛皮，并全部没收了其“非法”所得，同时让当事人交纳了保证金3000元。

　　记者点评：买卖文物，违反国法，这已是家喻户晓的事了。但买卖祖传的物品，特别是买卖了一张民国二十五年的祖传虎皮褥子，便被告知犯了法，而且还违反了新《刑法》，这恐怕多少有些牵强附会。

　　新旧两部《刑法》虽对捕杀、倒卖、贩卖运输国家珍贵、珍稀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做出了禁止，但法律颁布实施前，已经被捕杀了，并已被制成了皮制品的毛皮物品，能否买卖，怎样规范，这还是一个法律盲区。本报记者老茂

　　狱警“陪”犯人回乡重建家园

　　新闻回放：2003年11月12日上午11时20分，犯抢劫罪的服刑人员杨福军在两名监狱警察的看护下，回到被洪水肆虐一空的华县彭村的“家”中，与包村干部和乡邻们一起，含泪为82岁的奶奶和54岁的父亲搭建过冬简易房。16时20分，杨福军离开家乡返回监狱。

　　华县县委组织部包村干部柴增善来到该村得知，杨福军的父亲和奶奶住的一间半大瓦房和三间厦房被洪水浸淹倒塌，被判刑9年的杨福军现在服刑一年零二个月，但面对其家中的实际情况，柴以组织部名义申请让杨福军回家看看，亲身感受一下党和政府以及乡亲们对他和他家人的关怀与帮助，促其好好改造，尽快回归社会。此事获得莲花寺监狱特批。此举成为我国首例。

　　记者点评：莲花寺监狱在华县县委组织部申请的情况下，做出了让服刑犯人回家看看的特殊决定，目的是为了达到对犯人最好的改造。体现了监狱对犯人的人性化管理，体现了对犯人人格的尊重。

　　杨福军回家5小时，可以说是为我国监狱管理改革方面树了一个典型。在华县普遍遭受洪涝灾害的情况下，有利于稳定监狱里罪犯情绪和监狱秩序，有利于稳定当地社会局势，同时起到了以情教育罪犯的效果，这是社会和监狱共同携手帮教罪犯的一次最好合作。更深层次地告诉人们，法律不排斥人性。

　　本报记者 李永利

　　“性权利”索赔显出法律盲区

　　新闻回放：这是西北地区首例“秋菊打官司”个案：丈夫在为一家采矿企业老板打工被山上滚下的矿石砸伤，虽经治疗，却依然导致高位截瘫，被劳动鉴定委员会评定为一级伤残。在丈夫依法向用工矿主主张民事赔偿，经两审法院判决之后，妻子又主张以丈夫伤残后完全丧失了性功能、使自己失去性生活权利为由，欲上诉向矿主讨要精神损失赔偿费。虽然“秋菊”和她的诉讼代理人坚信案子一定能赢，但他们心里其实还并不踏实，因为仔细想想，的确还有一些“疙瘩”一时让他们难以解开。12月3日，本报以四个彩版刊发了《农妇索赔“性权利”》特别报道，报道了这起索赔“性权利”的个案，并特别邀请了司法界相关人士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剖析，意欲为“秋菊”索赔“性权利”找出一条可行的途径。

　　记者点评：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索赔“性权利”的案例，无须回避地讲，它正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公民法制意识正在日益增强，公民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领域在法律涵盖的范围正在逐步拓展。其实，农家妇女摆脱传统世俗的束缚也正是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的表现。与此同时，我国关于“性权利”索赔方面相关的司法解释的确也该予以必要的明晰。

　　本报记者 陈奋翔

　　任锁林 陕西寻求救助第一人

　　新闻回放：2003年6月22日，我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全文发布，并于8月1日起正式实施，随着“西安市救助管理站”的新牌揭幕，它担负起了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新使命。

　　从6月29日起至8月1日，本报针对救助管理新办法的实施做了大量报道，还把流浪人员、社会学家请到报社进行对话，从法律角度、社会学角度，多层次地探讨了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产生等问题，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任锁林，患有小儿麻痹，漂泊流浪在西安乞讨为生13年，他很幸运成为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后，主动寻求政府救助，并得到救助的陕西第一人。

　　记者点评：任锁林回家了，作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后主动寻求帮助的第一人，无论他选择人们为他商定的哪一种救助办法，今后的生活都有保障了。但是在他之后还有很多的人需要帮助，而他们肯定不会像任锁林那样备受关注。但是“收容遣送”制度实施了20多年，如今退出历史舞台，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尊重人权，是社会法制进程中充满人文关怀的变革。本报记者姜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