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腊月的一天，塘沽八号码头失火，听别人说是烧了日寇的军用物资。实验室取走一点“棉花”抓工人抓了两大汽车

　　过了一天，几个日本宪兵突然来到厂实验室，用一个小碗装走了一点棉花之类的东西。几天后，一个厂里的鬼子带着两个日本宪兵把所有人叫到院子里。点名之后宪兵说：“带走！”，这时我们才发现厂院内外已布满岗哨。日本鬼子用车把我们拉到宪兵队，拉了两次才拉完。

　　中午，宪兵队曾发给每人两个馒头一碗白水，但没人吃，因为都特别害怕，吃不下去。过了几天，我们又被押解到二府街伪警察局监狱羁押。来监狱头几天，本地工人的家属天天送饭，可谁都吃不下去。大铝壶往嘴里灌水数九天露天地吊打

　　四五天后，一个鬼子带着翻译审我。翻译说：“跪下！你说实话，河边的火是你放的吗？”我回答不知道。鬼子大吼一声“苦拉”，翻译又说：“说吧说吧。”我还是回答不知道，那个日本人抄起一根大木棍就打，打得我满地打滚，身上就像着火似的那么疼。随后又把我弄到屋外，叫我躺在一架梯子上，用绳子绑住手脚，用大铝壶往我嘴里灌凉水，边灌边问。当时数九隆冬，我已冻僵了，直到中午才被送回伪警局。

　　第二天我又被押到宪兵队，棍子打、灌凉水，后来还把我吊起来打，这次我被打得不能动了。冬天破布浇冷水蒙脸都快活活把我憋死了

　　第三次被押到宪兵队时，审讯人换成一个瘸腿的日本鬼子，翻译也换了个朝鲜人，会说一般的中国话。他们用一块破布蒙在我脸上，然后在布上浇水，都快活活地把我憋死了。这次除了问是不是我放的火，又添了一项：你是共产党员吗？我要说不是就打我，打得我感觉浑身滚烫、口中喷火，只想一死了之。到了下午，他们又用烧红了的铁钩往我头上烫，我的血流得满脸都是。

　　他们又问我用什么放的火，这意思就是他们说什么我就得承认什么，我只好顺着他们说了。这真是打了个糊里糊涂的亡国奴官司，而饱偿丧家之犬的滋味。大冬天未何不觉冷被打浑身都像火烧

　　晚上七点多，翻译打电话叫来两个警察，把我架回警局。我的棉袍不知哪去了，但浑身都像火烧一样，并不觉得冷。回到警察局，难友们都不忍心看。不久我想小解，张云佩就和另一个偷煤的小孩架我出去，刚走到尿桶前，我就休克了，摊在地上，不省人事。

　　也许是我昏死过去，吓得警察局的汉奸们赶快给宪兵队打电话，说我死了，宪兵队连理都没理。转天早上，宪兵队长让两个士兵把我架到新建的宪兵队监狱（今公安街工业局大门右侧的四间红砖房——作者注）。寒冬腊月，新建的房子满屋都是冰水，又冷又潮。我每天仰面朝天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到夜间冻得我如同筛糠似地牙齿嘎嘎的响，怎么也控制不住。我每天只喝水，不吃馒头，这样时间一长，馒头堆了好多。不了了之终于放了我临走还要“谢太君”

　　天天有“永立”的人被抓，在监狱隔壁过堂，哭叫声惨不忍闻。后来他们提审我，拿了很多写满字的纸，叫我按手印。农历二月初，翻译把我放出来，说放你回去，好好谢谢太君吧。我心说，我的冤枉还不知到哪诉去，还叫我谢谢太君，不过最后我还是低声谢谢太君。这个鬼子就是最坏的桥本，那个用棒球棒打我右肩膀的人。

　　不过也算是落个活命，抱着行李出来，狱友们无不羡慕，唉，打了一场丧家犬似的官司呀。

　　杨振宇 陈曦 整理 （所有标题均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