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又到年关，农民工年复一年讨工钱的声音因今年温家宝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工钱而变得格外响亮起来。记者曾亲随几位农民工索要工钱，深切感受到无论农民工还是劳动执法部门，讨要欠薪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农民工群体缺乏抵抗企业欠薪的力量，另一方面是政府行政力量仍相对薄弱。本报刊出这几例农民工讨要欠薪的个案，旨在警策和提醒相关政府部门能对这一问题予以重视，更希望广大农民工由此获得一些知识和启示，不要让自己合法权益再遭侵害。

　　案例：

　　河南商丘民权县民工武双喜向小包工头郭富生讨要去年欠他的1470元工钱，没想到工钱没讨到反而被打伤住院，而小包工头在打人之后突然消失了。因伤住院的武双喜因无钱续交住院费，已收到院方“通牒”：再不交钱将停止对他的治疗。

　　武双喜讨工钱这桩事还得从2002年3月份说起。2002年春节后，武双喜同亲戚一行9人来太原打工，做室内装修。3月份，他在大东关劳务市场遇到了小包工头郭富生。老乡郭富生一口河南口音获得了武双喜的信任。郭和他说，活干多少算多少，只要质量好，速度快，每天结算工钱也行，最好再找上8个人。此后，武双喜便开始跟着郭富生干活。第一批活干完后，约定工钱2200元，但郭少给了400元，他说：“还有别的工程，我欠你的，肯定给你。”果然，第二批活紧接着来了，武双喜他们没几天就干完了。这次，工头郭富生又没付全工钱，累计欠下武双喜他们2000多元钱。郭的理由是，被装修方未给他结算，因此他没钱给武双喜，不过他承诺：钱一到位，肯定会给。在给郭干第三批活时，武双喜又领到了一次工钱，算下来郭还欠他1470元。

　　这之后，一拖再拖，郭始终未将工钱付清。今年11月26日，武双喜同3位同乡一起来到郭富生家讨工钱，没想到郭富生这次张口就骂：“你一次一次来要钱，老子就是没钱！”说话间，郭的妻子从院里叫来几个大汉，冲进家摁住武双喜就打，直到武双喜头破血流昏过去。

　　12月3日上午，在省武警医院的病床上，武双喜给记者讲述了自己的讨债经历。

　　当日12点10分，记者与武双喜的哥哥一起找到了郭富生家，郭不在，郭的妻子仍说没钱。至于11月26日打人一事，她一口咬定是武双喜叫人来闹事的，她怕把家砸坏了才叫人来，武双喜活该被打，是自找的。

　　12月4日，医院责令武双喜补齐欠款方能出院，武双喜陷入尴尬。

　　解读：

　　武双喜要不上工钱，表象是包工头郭富生赖账，深层原因则是工程的层层转包。工地的业务经过层层转包，管理民工的郭富生也只能算是小工头。目前来讲，60％至70％的发包商在工程开始时资金不到位，由承包商垫资，直至工程结束，发包商的资金也不能顺利给付。可以说，欠薪纠纷的发生，往往是承包商与发包商的经济纠纷，而承包商为规避自身风险，将这部分损失直接转嫁到民工身上。于是造成大工头不给小工头钱，所以小工头又来克扣民工工资的恶性循环。也许小工头郭富生根本就是赖账，但层出不穷、屡见不鲜的三角债信用危机，确实轻易成为郭富生们推诿的理由。这样，民工就成了最终的受害者。层层转包透露出整个建筑行业运作机制的不完善。

　　山西华闻律师所贺林海律师就武双喜讨工钱这类状况，向记者介绍了兄弟省份的一些做法：北京已出台“一票否决制”，即：只要建委接到劳动监察部门关于民工欠薪问题的投诉或举报便可实施否决权，欠薪的建筑单位如不及时给农民工发放工资就难以在北京立足；天津、山东等地建立了“企业欠薪预警机制”，最重的处罚是在媒体上曝光。本报记者马继玲

　　(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