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送审稿）》中涉及的禁止在地铁内乞讨、卖艺、吸烟、躺卧等问题，昨天，记者采访了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的有关人士。

　　据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北京的地铁出现乞讨、卖艺等不良现象的历史要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行乞、卖艺的人员并不是很多。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大量的外地人涌入北京以及流动人员的增加，在地铁内进行乞讨、卖艺等人员逐渐增多。

　　据了解，北京市的地铁现在总长度为95公里，每天要运行20多个小时，运送旅客130多万人次。目前，地铁内的乞讨和卖艺人员远比火车站和繁荣的商业街少得多。至于他们之所以要选择地铁行乞的主要原因是，地铁内的设施比较齐全，环境比较好，而且人流比较集中。现在像王府井、复兴门和建国门等地铁换乘车站的乞讨、卖艺人员都比较集中。

　　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有关人士表示，乞讨者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乞讨为职业的，甚至通过欺骗的方式不劳而获的；第二种是从外地来京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生活确实困难的。对于第一种应该坚决取缔，并加大打击力度，第二种，应该由政府部门或者社会团体进行救助。

　　昨天，记者对部分地铁站点的行乞者和流浪歌手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

　　“我们感觉地铁里暖和些”

　　时间：15时

　　地点：天安门东地铁车站

　　采访对象：王老汉（真名不详）

　　性别：男

　　年龄：78岁

　　籍贯：安徽阜阳

　　行乞时间：三个月

　　现场直击：

　　车站穿行的乘客稀稀拉拉，不是很多，显得很清静。上下车的人很少，检票员比较清闲，偶尔有民警在来回巡查，整个车站有不超过30人。一乘客说，平时天安门东车站上下乘客都不太多。在空旷的站台上，一个乞讨老者，拄着拐杖，手里拿着几张一元的钞票。在车站及通道，没有发现有人卖艺。

　　个案调查：

　　“发大水，家里给淹了，”老人说。他家有5个孩子，三女两男，勉强还能吃上饭，确实很艰苦，所以他想给家里减轻点负担。

　　“孩子不让我出来，”老人慢慢地说。他没有告诉家里人，趁家里人去地里干活，溜了出来。和王老汉一起出来的，共有4个人，他们一起在四环边上租了间平房，一个月230元钱。

　　“地铁里暖和些”，看得出，王老汉穿得有些单薄，在不停地抹鼻涕。他说，“其实，我们还是愿意到地铁外面的，外面地方大嘛，可多要些钱。”

　　“但是在地铁里要钱稍容易些，”他说，毕竟在上下班时间，地铁里人很多，而且他们坐着不用动，但在上面就不一样了，“我们一伸手，人们一般就躲开了。”

　　“经常有警察赶我们出去，”他告诉记者，

　　“每个月能剩个四五百块吧，“王老汉讲。每天，他需要坐公交车、地铁，得花5元以上，每月房租80元，自己做早晚饭还得花几块。

　　“把钱带回家过年。”老汉说，过几天他就要回家过年了，“好长时间没有见孙子了！”

　　得知北京市将出台法规，禁止在地铁内、车站及其入口乞讨后，王老汉没有特别的反应，他淡淡地说，“那就到上面去呗，再不行，就回安徽老家。”

　　“几号开始抓人？我们要走。”

　　时间：15时44分

　　地点：西单地铁站

　　采访对象：兄弟俩（哥哥是盲人）

　　性别：男

　　年龄：57岁、54岁

　　籍贯：山东平原县

　　行乞时间：两个月

　　现场直击：

　　西单地铁站有5个出口，当时共有8个行乞者。

　　在E出口分成三段的长长的台阶上，每一段坐着一位女性乞讨者。3人都系着紫色的头巾，穿着青色土布棉袄，斜坐在楼梯一角。

　　她们蜷着身子，双手合拢作揖，不时抬眼瞟瞟过往行人，面前的碗里空无一文。坐在楼梯中段的乞讨者瞅瞅四下人少，悄悄伸手揉了揉有些麻木的脚踝。

　　在A出口，一位75岁高龄的乞丐懒洋洋地举着搪瓷碗伸向路人，嘴里念念有词。记者掏出3角零钱放到碗里，他摇了摇碗，说：“都是像你一样给这么少的，晚饭钱都不够。”

　　个案调查：

　　盲哥哥姓马，穿着沾满尘土的土蓝色棉袄，戴一顶“赵本山式”的旧帽子，右手拄着一根长木棍，左手紧紧拉着弟弟的衣袖，一声不吭地跟着弟弟在地铁售票窗前转悠。

　　弟弟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和哥哥打扮一致，手里总捏着2元纸币。

　　弟弟看准刚买完地铁票手里捏着一叠零钱的人，就会拖着盲哥哥迎上去，嘴里念叨着什么。如有人施舍，他就说些吉祥话感谢，并把讨到的钱揣到内兜里。看到有人把手放到衣兜里做掏东西状，他们就跟上走一段距离，甚至伸手轻轻拉一把，一些人顺手就把找的1元钱递给他们，大部分人都讨厌地避开了。

　　爱说话的弟弟告诉记者，因为哥哥的眼睛看不到，今年9月两人来到北京同仁医院给哥哥治病，但没那么多钱做手术，就想到乞讨，每天最多时能要到三四十元钱。

　　他们在北京站附近租了房子，每月150元，6个人一起住，每天下午3点多出来，晚上8点多回家。听说北京要禁止乞讨后，他们表示会转到别的地方，或回山东老家。

　　弟弟反复问：“几号开始抓人？要不让（要饭）我们就走。”

　　“这里像录音棚，回音效果好”

　　时间：15时50分

　　地点：国贸地铁站

　　采访对象：张强

　　性别：男

　　年龄：23岁

　　籍贯：山东聊城人

　　行艺时间：3年

　　现场直击：

　　国贸地铁站里的人更稀少，也不见行乞人员和卖艺人员的身影，整个站台显得空空荡荡。忽然，从西北出口的通道中传来一男歌手浑厚的声音，他在边弹边唱。

　　个案调查：

　　“有人认为我们在这里卖艺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其实这是一种误会。”张强笑着说。“在这里弹吉他，不是为了赚钱，也赚不了多少钱，多的一天四五十，少的十块，这些钱只够我吃饭和付房租的。”他说。

　　“在地铁里弹吉他，挣钱不是主要目的。我热爱音乐，我才到这里的。这里的回音效果很好，就像在录音棚，是一个很好的练琴环境。而且我在这里能够找到更多的创作灵感。”他说，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音乐。

　　“我在这里等待一个机会，等待有人发现我的那一天，邀请我去唱歌。这里的人很多，会有人喜欢我的歌。”他自信地说。

　　听说要出台措施，禁止他们在此唱歌，张强觉得不太合理。他建议，有关部门可规定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让他们在那里弹琴。

　　“我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

　　时间：15时30分

　　地点：王府井地铁站地下通道

　　采访对象：歌手强强（化名）

　　籍贯：北京

　　年龄：20岁

　　行艺时间：1年多

　　现场直击：

　　由于地处商业街繁华地段，王府井地铁地下通道的人流量明显比其他通道多。进入通道，一首黑豹乐队的《靠近我》和着有力的吉他节奏传来。唱歌的男孩抱着吉他坐靠在地上，一堆零钱乱七八糟地摆在吉他套上。

　　个案调查：

　　与地下通道里所有练摊的外地人不同，强强的家就在北京。

　　由于初中都没有毕业，他自感没有文凭，也从没有尝试过找工作。“人大了，不能再向家里伸手要钱了”强强说，现在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来地下通道里唱歌，讨点零钱以此为生。

　　“生活是够了，我还自己租了房子。”强强说，每天上午睡到自然醒他就会背着琴过来，一直唱到晚上六七点钟收工，一天下来也能收入三四十元。强强说，他现在很自由，对生活也很满意，毕竟他在做自己惟一会做、也惟一喜欢做的东西。

　　两北京盲人搭档行艺四年

　　时间：15时40分

　　地点：西直门地铁站

　　采访对象：老鲍和老杨

　　年龄：52岁左右

　　籍贯：北京

　　行艺时间：4年

　　现场直击：

　　“跑马溜溜的山上，有朵溜溜的云哟……”西直门地铁站自动电梯口，一对貌似夫妻的盲人，听到大批乘客出站的脚步声，就唱了起来。

　　男的老杨一手拿着盲杖，一手拿着收钱的铁罐；女的老鲍背着水站在他身边。10分钟后，警察让他们离开。

　　个案调查：

　　6年前，同在北京某盲人工厂的老鲍和老杨下岗了。4年前，两人开始做搭档，开始了地铁卖艺的生活。

　　老鲍是单身盲人，她19岁的养子患有癫痫；老杨的老伴是盲人，儿子上大学2年级，家里需要钱。

　　老鲍和老杨认为在地铁卖艺挺好。首先，地铁里人多不乱，而繁华路口人多对盲人来说太危险。他们觉得，这是自食其力，并用赚来的钱带好孩子，给社会减少负担。

　　听说北京市将禁止地铁卖艺、乞讨的现象，他俩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可能更困难了！大冬天的，上哪儿去呢？”

　　当老鲍和老杨从安定门地铁出来时，发现盲人小董已经先他们一步在那里拉胡琴了。老鲍和老杨只好退回地铁，再找个地方，他们说“这是规矩”，有时他们一下午换三四个地方。

　　车厢那头传来《十五的月亮》

　　时间：16时55分至18时

　　地点：地铁2号线

　　采访对象：魏其军

　　性别：男

　　年龄：42岁

　　籍贯：河南商丘永城市

　　行艺时间：昨天第一天

　　现场直击：

　　拥挤的车厢里空出一块场地，魏其军坐在中央，就像演奏家坐在台上。

　　个案调查：

　　在车公庄站，一位头发花白、双颊通红的老太领着一位双目失明的男子走进车厢，老太左手拿着一只蓝色塑料脸盆。

　　车开了，男子开始用二胡演奏《十五的月亮》。旁边正在说笑的一对男女，吐了吐舌头，安静下来。

　　到了积水潭站，一位年轻的姑娘第一个在脸盆里投了1块钱，斜对着男子坐的一个外国男孩，在东直门站投给他4枚1元硬币……

　　在朝阳门站，男子弯下身将脸盆里的钱抓了一把，塞进上衣大兜。

　　在演奏的65分钟里，共有20多人往脸盆里投了钱，最少的1块，最多5块。

　　魏其军不识字，惟一会的就是拉二胡，这是母亲自小让他学的本事，目的只有一个———养活自己。

　　（记者 刘炳路 刘洋 何春中 高明 陈俊杰 林玉洁 王佳琳 田玥 刘英才 李锋）（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