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们为什么要选择12月12日“兵谏”？为什么要将“兵谏”放在西安？

　　12月11日下午，记者从西安事变纪念馆保存的原西安师范专科学校丁迪安先生的一篇名为《箭在弦上，机不可失》的文章中得到了解答。1936年10月22日，蒋飞西安，促张进攻陕北，29日，蒋借口洛阳“避寿”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双方主张如同冰炭，蒋同张、杨的矛盾趋向激化。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度到西安，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接踵而来。他只带少数随员、宪特，坐镇临潼，硬逼张、杨向陕北进兵。蒋向张、杨摊牌：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闽、皖。这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形势急转直下，斗争进入白热化，矛盾非解决不可了。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再三“苦谏”，希望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蒋则说“我既定的计划，有人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当晚，张学良告诉杨虎城，“苦谏”失败，惟“兵谏”而已。“兵谏”的原则在12月8日已大致确定了。

　　12月10日，蒋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同时，张、杨又接到消息，蓝衣社同警察一起，已准备好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分子黑名单，一旦总动员令颁发，就立即加以逮捕。

　　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杨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杨留在西安招待来陕的南京军政大员。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就在这时，西安火车站上中央军万耀煌部第十三师列车正式开驻咸阳。局势千钧一发。

　　蒋介石预定第二日——12日返回南京，觉得这样硬干、快干、蛮干已如愿以偿了。但当晚就寝前，总觉放心不下。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思汉卿今日形态之奇异，但终不明其故。”12月12日凌晨4时，张、杨联合发动的西安事变终于在临潼华清池和西安城内同时爆发了。事变立即震惊中外，成为中国由内战到抗日的历史转折点。

　　本报记者 李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