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潼9位农民向秦俑馆申请确认“发现权”一事，经本报报道后，立即在省内法律界、文物界引起强烈反响，上海、北京等地诸多媒体也纷纷给予关注。就“发现权”的提出，昨日记者采访了有关人士。

　　文物界：应在“义务”的前提下谈“权利”

　　商洛考古队队长王昌富的说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考古人士的观点。他说，看到报道后，感到很难理解。对于发现文物者应该给予精神、物质上的鼓励，但应该是在“义务”的前提下谈“权利”，才不至于引起负面效应。否则，一旦“发现权”包含有太多的权利要求，以后的文物保护就会出现问题，而且一旦此次“发现权”被确认，难保不会有更多的要求提出。他强调，多少年来文物保护法一直在完善，惟有“保护地下文物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义务”这一条原则，从未改动过。不讲义务只谈权利，将对文物保护造成不良影响。

　　法律界：“发现权”如何界定有争议

　　针对“发现权”，昨日很多律师都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观点，总的来说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发现权”在法律（民法）中已有明确规定，另一些人认为“发现权”为首次提出，与民法中所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农民的“发现权”应该得到保护。

　　陕西省、西安市政协委员、陕西同泰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何玉辉指出，根据民法97条第1款规定，公民对自己的发现有“发现权”。其“发现权”广义上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生活三个领域。至于文物，被埋藏于地下，也应纳入自然范畴，这样，临潼9位农民的“发现权”，就应该依法给一个认可。

　　何律师认为，他们（指农民）争取权利的举动具有积极意义，是近年来法制建设不断深入、农民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的体现。

　　以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毛嘉兴律师为代表的一些律师则认为，民法方面对于“发现权”的规定，只在于发现科学规律，揭示事物本质，对应的是知识产权领域。而文物“发现权”是指发现文物的单位或个人，在发现文物后，及时上报或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情况下，由国家给予适当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的权利。这与知识产权领域的发现，有明显的区别。

　　毛律师认为，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虽未明确提出“发现权”的概念，但却有奖励与惩罚的规定，惩罚对应着义务，奖励意味着权利。因此，9位农民要“名分”，正是基于文物保护法精神鼓励的规定的合理合法主张，应当给予支持。

　　省文物局：先由秦俑馆研究再提出意见

　　到底这些农民的要求该如何看待？他们的申请到底该由哪家受理？会不会有个最终结果？

　　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周处长对此表示：临潼几位农民以申请报告的形式，要求秦俑馆给他们的发现发资格证书，确认“发现权”，并要求秦俑馆在简介牌上注明他们的姓名。这种做法以前没有过，文物法上也没有明确规定。按规定，凡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上交的，都可依法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在今年上半年，宝鸡杨家村农民发现27件青铜器，其奖励就是由国家文物局发了嘉奖令、基层文保部门开了表彰会。至于临潼发现兵马俑的这9位农民的愿望，感情上可以理解，但其“申请”的形式，要求确认的“内容”，都难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此事可由秦俑馆先研究，等拿出意见再说。

　　对如何才算是文物的发现，周处长个人认为，应该是指发现了文物和发现了文物的价值，两者属并列关系。由此来看，9位农民无疑是发现者之一，因为他们发现了，并且还将发现的文物及时上交、上报，其发现无可非议。而他们将文物送到文化馆，交给文物工作者及时认定其珍贵价值，这些文物工作者也应看做是发现者之一。　本报记者　北坪

　　9位农民申请确认兵马俑“发现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