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冯小刚：我最爱吃炒饼我有扩张的野心(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13日08:28 新华网

　　本周，冯小刚的新片《手机》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式，算是正式拉开了今年贺岁档大战的帷幕。

　　冯小刚一直是中国电影界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往往牵动着整个档期的票房成绩，或者一种风格的兴起与衰落。

　　《手机》的问世，可以看出冯小刚的创新与尝试，更标志着冯氏电影风格的成熟与完善。在这部新作之中，依然有婚外恋、沟通等话题，这些也是冯小刚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元素。可以说，在冯小刚的世界里，存在着一些不变的情结。关于《手机》好的东西都需要生动

　　新京报：刚刚看过影片，觉得《手机》虽然有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但是当中小品式的即兴灵感的东西还是很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冯小刚：现在电影走心的不多，都是走面的。像手机这样一个人人都有的东西，你拍得再严肃，还是会有很大的娱乐性和商业性。现在我们有一个偏见，好像生动的东西就是小品，那我不知道大品是不是就是需要一个没有想像力的、不生动的东西。我觉得好的东西都需要生动，我个人不觉得它是一个小品。电影不管你表达什么大的主题，首先要举重若轻，不能举重若重。所以我拍电影还是要轻松一点。包括《温故1942》，是讲灾民的，但是我拍出来肯定也不全是凄凄惨惨的东西，会有很多幽默在里面。

　　新京报：《手机》话题虽然有点沉重，但是在观众中间似乎还是引起了一股贺岁片热潮，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冯小刚：应该说是前几部戏积累的品牌效应，或者说观众的信任。因为这部戏一开始要拍的时候资金就已经预先回收了，市场压力已经不大。但是我仍然希望一个高票房的原因是，我希望能验证我的这个判断，就是不按照大家约定俗成的经验去拍一个喜剧，大家仍然买他的账，这样国内观众就越来越成熟了。这也是一个投石问路吧。

　　新京报：《手机》对你个人的事业有重要意义吗？

　　冯小刚：不会有质变，就是量的累积。因为制片人老要把它包装成喜剧，从我来说要诚实，看这部电影甚至会有点恐惧，同时里面有很大的幽默感，它是一部甜酸苦辣五味俱全的影片，像日常生活一样。

　　关于贺岁贺岁就是一档期

　　新京报：中国最早的贺岁片概念是你和葛优确立的，大家已经习惯了过年时看冯小刚的片子哈哈一笑，但是今年你却拍了一部有点沉重的正剧来贺岁，为什么？

　　冯小刚：我觉得对贺岁片的理解不能狭窄，否则一定走不长。反面的例子就是现在的贺岁电视剧，每年都是那么几个熟面孔在打晃，路子已经越走越窄，江河日下；与此相反的是贺岁片的轰轰烈烈，今年就有《无间道Ⅲ》、《手机》、《玉观音》等等，都是穷尽心智、认真打磨出来的东西，热热闹闹。为什么？就是因为电影人在实践中没有被动跟着市场，没有听那些所谓专家的意见走所谓贺岁档的路线。

　　“贺岁”就是一档期，我们拍一些好的电影放在这个档期里，呈现出一个繁荣多样的局面；而贺岁电视剧就是完全听从了几个冒充专家的所谓制片人，找几个脸熟的演员，几个枪手攒剧本，十天就可以拍完，好像很热闹，就是没人看，照这样下去明年估计都没有人肯拍了。《手机》开拍前制片人一直在担心，怕观众不接受，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担心，不是你们教给我怎么拍贺岁电影的，是我教你们要这样拍才有观众，我现在告诉你我这样拍也有观众，要让你们的脑子跟着我转，不能让我的脑子跟着你们转！”我认为我有这个判断力。

　　这个就和我的书一样，一般人可能认为非典期间，4月13日首发，肯定砸了！可是我的书卖了30万份，我听到很多人说：看你的书坐过地铁站了、蹲厕所蹲得腿都麻了。一样的道理，当我们一起举起义旗来造了电影的反，占领了这么一块土地之后，我们就要有扩张的野心，就要把视线伸到别处去。反过来说，如果大家都拍《手机》这样的，我一定会跳出去拍点别的。

　　新京报：现在大家都称你为“贺岁片第一导”，你自己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冯小刚：应该说这种类型的电影给我奠定了一个群众基础，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有很多导演是流亡在别人的土地上，没有自己的领土的，不知道自己是拍什么的，凯歌有凯歌的领土，张艺谋有张艺谋的领土，英达也有自己的领土，但有些导演没有自己的领土，我呢，因为贺岁片，在中国电影疆界里划出了自己的领土。听起来有点像土财主的说法，但我觉得我对其他领土也虎视眈眈有野心。因此拍《手机》显示了扩张野心。守领土是守不住的，要进攻，就像球队如果全是一流的防守队员而没有进攻队员，那惟一的结局就是失败，而贺岁片等于是为我打下了一片领土。

　　关于平民我最爱吃的是炒饼

　　新京报：你是以平民情结深入人心的，但是现在你开着奔驰，住着别墅，你的生活质量实际上已经脱离平民很远了，你认为自己还能了解平民的真实想法吗？

　　冯小刚：首先我没有开奔驰，我也没有住别墅，我就住亚运村后面一栋居民楼里，我也不打高尔夫球，不吃鱼翅，我觉得不值。人家要请我吃我都说，能不能把这钱给我，一份儿要好几百呢！我最爱吃的是炒饼，其次是西红柿炒鸡蛋。我认为我是接着地气的人，可能在其他人身上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和生活的脐带被剪断了，但是在我身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有时懒得开车，还坐过几回地铁呢！在这过程中我觉得也很有乐趣。

　　我习惯这样生活，我不习惯那种生活。比如我们和刘震云、葛优在一起，我们每个月都一起包两次饺子，一人炒两个菜，弄点酒一喝，然后聊天。我的姐夫和姐姐都是下岗的工人，他们的那种苦衷我很清楚，我的工作室中也有这样的人。我不去酒吧，我也不high，我觉得那是一小撮人干的事，特别小众化。我和大部分人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家都一样。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一直坚持走平民化的路线，除了个人喜好之外，有没有商业上的考虑？

　　冯小刚：大家都希望你的观众能更多，但是如果你要舍弃你的优势，再去猜别人喜欢什么，去迎合，我觉得其实挺难受的。一个美国明星、美国导演，全美国人一个不落地看他的电影，都喜欢，再加上欧洲，不过两三亿，中国有十几亿观众，能为这么多人服务，这个是最重要的，先把这部分观众侍侯好了，然后再想其他。

　　关于风格我拍电影从来不找范本

　　新京报：今年的国产片中你最喜欢哪一部？

　　冯小刚：《卡拉是条狗》，看似是寻找一条狗，其实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因为他身份的卑微，所以他寻找的东西有点微不足道，但是在路学长导演的眼睛里，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值得拍成电影的东西。拍电影就应该有这样的视界或者说觉悟，而且我觉得葛优真的演得特别好。

　　新京报：你自己拍的也好，关注的影片也好，都是当年很有社会话题效应的题材，你自己怎么看这个规律？

　　冯小刚：人人眼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东西，只要我想发现，我就随时可以发现，所以我不用发愁，不用怕没有题材可拍。就像《手机》这个题材，可能听说我想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拍手：我怎么没有想到！再比如《大腕》，把一个大明星的葬礼卖给广告商，开一个广告的玩笑，这样的东西生活中无穷无尽，我具备这样一个能力。

　　人人眼中有，人人笔下也有的东西就很麻烦，大家都做过，你要想往前多走一步都很难，即使是走出去了，基本上也都是属于白费劲的。我拍电影从来不找范本，说是找一个黑泽明的《七武士》来当范本什么的。我觉得看那些电影的惟一作用就是告诉自己：此路不通，因为已经有人走过了，你不用再走了。

　　新京报：但是担不担心观众很多时候对电影本身的关注会超过对影片话题的关注呢？

　　冯小刚：我觉得电影本身不重要，电影没有什么固定的拍法，或者说什么叫电影。伍迪·艾伦有伍迪·艾伦的拍法，有人说电影不能说话，应该是视觉的，可是伍迪·艾伦的电影从头说到尾，唠叨唠叨，也是一种电影。电影是一个内容产业，首先要有内容，有故事，而不是一个摄影产业。

　　关于心态我会把每一步走好

　　新京报：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中，你回忆了前几年创作不太顺利的经历。但是我注意到，今年你荣任了中国电影学会副会长，环境变化对你的创作心态有什么影响？

　　冯小刚：其实导演学会是一个民间组织，官方不太管这事，这是一个服务性的工作，我、何平、黄建新，用我们的知名度能帮助学会拉点钱，搞一个学会奖，电影人评出来的奖。我对当官没有任何兴趣，我也没觉得这是个官。

　　我也没觉得这是什么多了不得的变化，世事无常，每个人都要如履薄冰，把每一步走好。（记者杨彬彬　谢晓摄影记者吴江）（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