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章

　　10日的《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花七个小时救只乌鸦值吗？》（以下简称《花》）的言论，作者对北京动用“社会公器”救一只小鸟的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觉得“有些社会服务部门在对‘社会公器’的使用上可能正在偏离根本”。我对此不敢苟同。

　　类似救动物的事很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件，一件发生在加拿大，一位中国留学生夜晚不堪乌鸦的叫声骚扰，于是捡了一根木棍扔到树上，想吓走它，不料这只乌鸦真的被吓得失足落地摔成轻伤。这一幕恰好被邻居看到，好管闲事的邻居报警后没几分钟警察就来了。他们一边检查现场一边给乌鸦疗伤，最后的处理结果大出留学生所料：木棍虽未击中但吓着了乌鸦使其摔伤，留学生因而被罚款。另一件发生在美国，一位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的司机，看到远处草地上有只牛一动不动，以为它陷入泥淖不能自拔，于是停车去救，并在路旁竖了一块牌，上书“救牛”云云字样。其他过路司机见到牌子后也纷纷停车参与“救牛”，谁知到了跟前才发现那牛一切安好，但“救牛”者离去时忘了摘掉那块牌子，于是又有很多司机见到牌子后停车去“救牛”，结果造成高速公路拥堵多时。

　　上述两件事都发生在发达国家，你可以说那里的人们“富裕得有条件”去管那些“鸟事”“牛事”，但你不能否认他们的行为动力更多地来自扎根于他们心灵深处对一切生命自觉的关爱意识，文明的最高价值也就体现在这里。诚如圣雄甘地所言：看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如何，只要看其对待动物的态度就够了。今天以物质上的不富裕为由而漠视人类以外的生命，明天就会以同样理由漠视人类自身的生命。因此，北京消防部门大动干戈做“鸟事”，恰恰是“社会公器”的使用正在接近根本，并一定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唤醒并培养珍视生命意识的作用，应当鼓励而不该猜疑甚或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