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讯】“为我家的事，麻烦你们上门五六趟，真不好意思。今后我保证每周让他们母子团聚一次。”日前，市民陈山（化名）主动给江宁区法院执行法官打来了电话。

　　上个月，陈山被前妻许琴（化名）告上法庭。理由是离婚两年多来，由于陈山及其家人的百般阻挠，她只探视过儿子三次。

　　法官没有根据判决直接强制陈山让许琴探视孩子，而是选择了“自讨苦吃”。他们先后6次到陈山家做工作，特别是给他们分析这样对孩子成长不利等。他们的苦心终于感动了陈山。

　　类似这样的案例，现在在我市各法院几乎可以信手拈来。

　　重拾“东方经验”

　　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一般是不会选择打官司的。真到了打官司的地步，双方的矛盾往往已经非常尖锐。有时案件虽然被判决了，却会引发当事人“一场官司三代仇”。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司法界就独创出一种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被国外法学界称之为“东方经验”。通过法官的说服、教育和调处，很多案件争议的焦点在法律上消除，当事人心理上的症结也彻底解决，大量复杂疑难纠纷得到根本解决。

　　然而，“东方经验”前些年却被全国法院系统普遍忽视了。因为进行诉讼调解和直接适用法律进行判决相比，法官付出的劳动要成倍增加，而且经常会做“无用功”，甚至有时还招来当事人的误解、谩骂。但忽视诉讼调解带来的，则是当事人诉讼成本增大、双方对抗更激烈，二审案件激增，案件执行难度加大，许多案件久审不决、久拖不执。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徐立新认为，案件审理只有让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都得到体现，才真正能体现公正。从去年以来，我市两级法院结合审判实践，严格规范并加强了民事案件审理中的调解适用的范围和要求。

　　多当“和事佬”

　　过去，调解主要是在离婚诉讼中利用。现在市中院规定，凡是当事人情绪对立、涉及面广、可能引发社会连锁反应的群体性纠纷等案件，法官都必须启用调解程序。在当事人未主动申请调解时，法官要尽量依职权主持调解。在一起涉及442户农民的群体性种子纠纷中，民一庭法官先后调解了34次才成功。

　　为加强调解效果和力度，很多案件调解的主体，已经从法官扩大到了人民陪审员、法官助理、书记员。今年7月份，为了使一起集体纠纷妥善解决，玄武区法院从审判员到民庭庭长，最后到院长姚正陆都一起参与调解。现在，案件当事人的单位领导、亲戚朋友甚至邻居，都经常成为法官调解的“助手”。

　　加强调解获双赢

　　忽视民事诉讼调解，使一些本可以通过调解撤诉的案件必须开庭，大量案件久审不决、久拖不执，案件上诉率逐年提高。这造成当事人合法权益迟迟得不到维护，更让法院的形象和公信力产生危机。

　　而通过加大调解，我市法院和当事人取得了双赢。据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市两级法院一二审民事案件总数比去年减少三分之一，达1万余件，法院得到了“减负”。同时，案件当年审结率和执结率同比平均提高11％，案件调解撤诉率同比增长8％，而二审上诉率则下降了12％。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一起当事人找法院“讨说法”的情况，亦未发生过因法院审理不当而导致的群体性社会事件。

　　作者：林勇、赵兴武

　　（来源：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