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流浪汉的冷血末路--我想死活着没意思(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19日23:14 新民周刊

“如果他们判我无期徒刑，我会上诉，我想死，活着没意思。”马顺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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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顺根实施凶杀后藏尸之书柜

　　撰稿／陆世纶(记者)

　　关押在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里的马顺根尽管戴着手铐和脚镣——如今上海警方只有对杀人犯才采取这种措施——但看起来却很自在，甚至有些兴奋。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一直在笑。马顺根的近视高达1000度，但他没有被允许戴眼镜——这是为了防范犯人自杀——因此他的笑容显得迷茫和诡秘。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对被监禁的生活非常满意。

　　1995年马顺根曾因抢蟋蟀被判5年徒刑。他回忆起那段监狱里的生活时流露出甜蜜的表情。他称监狱里的伙食是“精品”。

　　但这一次，不出所料的话，他最多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享用这些“精品”饭菜了。今年11月2日，马顺根用一根尼龙绳勒死了一个年仅4岁的男孩。当时，这个男孩的母亲就在距离他们几米远处。马顺根干得安静而又迅速，之后他若无其事地与这位母亲继续攀谈。44岁的马顺根，他的冷血比任何杀手更加危险：他对生命毫不留恋。

　　马顺根对抓获他的浦东新区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刑警肖国康说：“我不想逃，否则你们不可能这么快就抓到我。”肖国康则说，马顺根即便想逃也逃不远。在案发3天后被捕时，这个穷极潦倒的流浪汉口袋里仅有5元钱。

　　死亡足球

　　马顺根这一生把一切事情都搞得一团糟，但他却精心策划了自己的结局。

　　2003年11月2日星期天下午3点，马顺根带上准备好的电线、尼龙绳和胶布，与同案犯杨树新一起来到浦东明月路上的一户人家，在此之前，他已多次踩点。这两人此行的目的不一样：马顺根是去“复仇”，而杨树新纯粹想劫财。然而马顺根对杨树新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计划，他清楚杨树新对协助他实现复仇计划不会有兴趣。他对杨树新说，这户人家很有钱，而且和外界联系很少。杨树新问过马顺根小孩怎么办，后者说：“一块干掉。”

　　这是一户100多平方米复式结构的住宅，女主人丁莉(化名)是马顺根女朋友的妹妹。姐妹俩来自四川，丁莉嫁给了一个离异的比她大22岁的上海商人，他们有一个4岁的男孩，平时在幼儿园“全托”，只有周末在家，男孩的父亲长年在云南做菌类生意，很少回家，因此马顺根和女朋友经常在这里寄宿。但女主人显然对他不够友善，她一直在劝说自己的姐姐及早离开马顺根。

　　马顺根说，他“瞧不起”丁莉这种“外地女人”，她眼里只有钱，是个“势利鬼”，马顺根认为正是由于她的原因，使她姐姐对自己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另外，马顺根说他曾经把2万元钱存放在他女朋友处，但她借给了丁莉，至今未还，马顺根曾经找丁莉要回这笔钱，丁莉则说，她是向她姐姐借的钱，和马顺根无关——这些就是丁莉招来致命报复的全部“罪过”。

　　丁莉的丈夫这两年生意不景气，所以丁莉打算将房子趁现在房市火爆的时候抛掉，再买套小一点的住宅，这样可以腾出不少现金。这给马顺根提供了此次“死亡拜访”的借口。

　　马顺根告诉丁莉，杨树新是来看房子的。当他们和丁莉坐在客厅里聊房子的时候，丁莉的儿子睡完午觉走了出来。马顺根随手捡起地板上的一个小球逗孩子玩，孩子非常高兴有人陪他玩，他们玩起了室内足球，而丁莉和杨树新也越聊越起劲。不一会儿，马顺根将球踢进里屋的书房，孩子跑去书房捡球，马顺根也跟了进去，然后轻轻锁上门，掏出绳子。

　　杀手的轨迹

　　马顺根14岁丧父，21岁丧母，3个哥哥相继病死，现在还有一个贫病交加的姐姐。马顺根最早住在浦东陆家嘴，现在那里是高楼林立的金融贸易中心。马顺根的家起先搬到浦东东昌路，东昌路开发后又搬到浦东长岛路，当时马顺根正在监狱服刑，马顺根至今记得，户籍警和房管部门的人是在监狱让他在协议上签字的。

　　马顺根原是上海柴油机厂的职工，因为沉湎于斗蟋蟀、打麻将、好逸恶劳，1993年被单位开除。马顺根结过婚，还有一个儿子。马顺根被开除后靠他妻子很低的工资养活全家，生活非常贫困，不久他的妻子就带着儿子绝望而去，现已改嫁。

　　马顺根出狱后也曾想过再就业，当地居委会也尝试过为他介绍工作，但不良记录使他难以找到自认“满意”的工作。去年5月，马顺根卖掉了长岛路上的住房，得到7.8万元——马顺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有那么多钱。“它应该值更多，但中介公司知道我急等钱用，斩我一刀！”马顺根说。

　　马顺根也试图向命运挑战过。他将卖房得来的钱除了一部分用在他的女朋友身上(丁莉承认，马顺根对她姐姐很好)之外，其余用在承包经营浦东金杨新村附近的一家发廊，但没过多久马顺根的发廊就倒闭了。一直到他杀人被捕前，马顺根到处流浪、到处借钱、蹭饭，晚上睡在马路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马顺根仍然沉湎于赌博，除了赌博就是在城市里瞎逛。他目睹了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繁荣、富裕，但在他看来，这一切与他完全无关，他感觉自己是这片丰收的庄稼地里的一棵杂草。

　　了解马顺根的人对记者说，马顺根从小愚笨、胆小、孱弱、好逸恶劳，但之前没有人会认为这个人会对别人构成伤害。事实上，在11月2日下午当马顺根用绳子突然从背后勒紧男孩的脖子，又强行脱下男孩的袜子堵住他的嘴和鼻时，他已经是一个极其残暴、极其危险的恐怖分子。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但他却没有任何犹豫和胆怯，“他连吭都来不及吭一声就完了。”马顺根轻描淡写地说，之后他将孩子的身体卷起来塞进书柜里，小孩身体已经长得很大了，但柜子很小，塞进去后柜门关不紧，马顺根在房间里找了一个电热锅，把门靠紧。然后，他一边用餐巾纸擦汗一边回到客厅。

　　丁莉问马顺根：“我儿子呢？”“他躲起来了。”马顺根镇定地说，他说有事要办得先走一步，说完掉头就走。杨树新完全不明白马顺根为何突然改变计划，有些不知所措，只好趁丁莉满屋子找孩子的时候溜走了。杨树新下楼赶上马顺根，马顺根对他说：“我的事办完了！”杨树新火冒三丈：“为何不把女人一起干掉？我们这不是找死吗？”“我没力气了。”马顺根说。

　　马顺根后来交代说，当时他们两个人要杀丁莉易如反掌，但他不想这么做，“杀了她不是让她太幸福了吗？我要杀掉她最爱的人，让她一辈子痛苦！”在马顺根的思维里，别人都和他一样，将死视为幸福，只有所爱的人死了才是痛苦——这，就是马顺根的价值观。

　　“最后的尊严”

　　刑警肖国康是接到报案后第一拨赶到现场的人之一。这时男孩已被送到浦东仁济医院抢救，很快宣告不治。肖国康说，凶手是谁很清楚，但不好找，因为他们居无定所，于是警方在推测两嫌犯可能会去的所有地方设下埋伏，等待他们上钩。

　　杨树新是马顺根住在陆家嘴时的邻居，今年46岁，原是上海黄浦区粮食局的职工，后来的轨迹和马顺根极为相似：搬家、下岗、老婆出走、坐牢、卖房、四处漂泊，但他的境遇似乎比马顺根稍好一些，在很寒冷的日子，他舍得花上20元在小旅店或桑拿浴室过夜，混不到饭时就买2元钱一客的盒饭充饥，但杨树新比马顺根更需要钱：他还有一个早年丧夫的老母亲要照料。

　　马顺根在杀人后做了4件事：第一件事，是去他前妻家，但他不敢上楼，而是在楼下大声叫他儿子的名字，儿子今年17岁，他们一开始不理他，马顺根就在下面叫个不停，那天几乎整个新村的居民都听见了马顺根凄厉的哀号。儿子后来是一个人下楼的，马顺根告诉儿子他出事了，问儿子能否给他点钱，儿子给了他2元钱，并脱下身上的夹克衫给了他。

　　第二件事是去向他姐姐道别，马顺根说这个世界上他最牵挂的人是姐姐，她身体很差、工资很低、丈夫没有工作、生活得很糟。但当他来到姐姐家门口，发现警车停在那里时，他又悄悄地走掉了。他还曾经到他原来厂里的师傅那里去借钱，他提出要借100元，他师傅没有借给他。

　　马顺根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将杨树新和他自己“送”到警察手上。

　　他冒充报案者用假声给丁莉打电话，要她11月5日晚上8点去浦东东昌路渡口，到时候她会找到她要的人。丁莉通知了警方。结果，肖国康等刑警在马顺根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抓获了杨树新。杨树新说是马顺根让他来取钱的，马顺根刚去过他住的旅馆，刑警们随即杀了过去，最终在旅馆附近的盒饭摊前抓获了饥肠辘辘的马顺根。

　　马顺根这样解释他的这一举动：他知道自己迟早会被捕，到时候警察肯定会逼他供出杨树新的去向，而杨树新也是个居无定所的人，现在他知道杨在哪里，不等于今后也知道，所以先把杨树新交出来。

　　如今杨树新在看守所里骂声不绝：“这个马顺根害我不浅，就算共产党不枪毙他，我也要杀了他！”

　　马顺根在末日来临之时仍然维护着自己最后的“尊严”。

　　在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把自己描绘成另一个人：他当年离开上海柴油机厂是他炒了厂里鱿鱼，原因是领导没水平、工作太没劲。他说像他这样无家可归的人很多，他们大多是因为赌博、吸毒而卖掉房子，但他从不与他们为伍。他卖房子是为了做生意，他开的发廊很赚钱，只是后来嫌这种生意太烦，不想干了。他说他一直在旅店和浴室里过夜。他说他赌博从不输钱，就像电影里的“老千”，可以凭此生活得很好，所以不需要工作。他说他当年因抢蟋蟀被判5年徒刑完全是为了朋友。他并不担心儿子的未来，他读书很好，喜欢玩电脑，会有出息的，他说他在死以前会安排好一切，如果有谁胆敢欺负他儿子，会有人收拾他！

　　肖国康警官告诉记者，在当年抢蟋蟀的案子里，他的确是个从犯，但事实上他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任何朋友。他的所有亲戚拒绝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也没有去看守所看过他。

　　马顺根否认他这一生是失败的。他说：“我的前妻一直对我很好，一个男人一生能得到这样一个女人就应该知足了。”如今他最“得意”的也许是，他这卑微的一生终于有了一个“不算卑微”的结局：他“为爱情而死”，并且有人陪伴他走向毁灭，因为杀了别人的孩子，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人会永远记住他了。

　　“如果他们判我无期徒刑，我会上诉，我想死，活着没意思。”马顺根说。

　　社会学家的建议

　　没有人、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确切地告诉本刊记者，像马顺根、杨树新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的确，因为他们是没有户籍、居无定所的流浪汉，这个数字很难统计。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他们是如今真实存在的另一种“上海人”。他们往往不被注意，因为他们从不乞讨，在日出前就从大街上消失了。管理这种人并非易事，因为没有谁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因贫困潦倒而极端轻视生命，他们的行为具有很大的不可预见性，成为许多恶性案件的温床。

　　2004年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副主编、上海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是最早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学家之一。他认为，虽说马顺根这样的人的命运，主要是由他们自己的性格决定的，每个城市都有流浪汉，处于同样境遇的人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而获得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我们似乎也该由此反思：当社会快速前进的时候，我们相关的政策和体制是否跟上了变化？有些制度是否可以设计得更加美好？当我们变得越来越富有的时候，我们是否比过去更关心穷人的境遇？当有人热衷于各种各样的排行榜表彰成功者的时候，人们是否也关注到了失败者的生存状态？有时候我们在强调市场化的同时是否应该将人文关怀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卢汉龙建议，我们应该特别关心甚至限制那些只拥有唯一住所的人出售他们的房屋，我们应该对刑满释放者以更多的关注，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好消息是，上海市政府已决定拨款2亿元、拿出5000个编制，成立一支专职的“司法社会工作者”队伍，建立对刑满释放者的社会关爱体系和安全防范网络。

　　对上海有关部门正大力推进廉价房建设，卢汉龙建议，要将廉价房建在尽可能靠近市区的地方。每个区都应该有廉价房，这是因为，把谋生能力本来就很差的弱势群体安置在就业机会多的区域可以有效减轻他们的生存压力。一些发达国家政府盖的廉价房都在交通便利的市区，而让富人搬到郊区也往往出于这方面考虑。

　　卢汉龙还指出，大多数城市流浪汉有精神卫生问题，我国目前这方面还没有完善的鉴定标准和医疗体系。本刊记者了解到，马顺根的两个哥哥在死前都曾被确诊有精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