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苏海萍

　　重庆荣昌县的309名民工为了自己17.6万元的工钱，经历了5年辛苦讨薪历程，他们跑遍县劳动局、信访办、法院等大大小小的部门，每次都是失望而归。民工们感慨地说：“我们足足跑了5年，讨薪为啥这么难！”

　　“5年中，无数次找过欠资方，不仅无功而返，还被黑社会揍了一顿”

　　309名民工从1998年开始在荣昌县西部宾馆工地干活，1999年春节后工程还没竣工，承办单位就不见了踪影。工人们17.6万元的工资也因此无处可寻。309名民工推选了陈廷灿等4人作为代表，开始踏上了充满辛酸的讨薪路。

　　陈廷灿和其他民工代表多次从荣昌县跑到重庆市找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刘桂斌，但他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拖再拖。“有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人，哪知道刘桂斌竟找来十几个满脸伤疤的‘黑社会’把我们揍了一顿。我们哪敢和他们抗衡，只好忍着，说好话求他们。”民工代表陈廷灿激动地告诉记者。

　　今年已经64岁的民工代表刘贵海，原本想用这笔工钱早点回家治病，可现在不仅工钱没拿到，病情却越来越严重。因为没钱，病也只好拖着。“晚上一想起来，眼泪就忍不住往外流，枕巾都打湿过好几条。”刘贵海红着眼睛说。

　　“现在家里可以说是一贫如洗了，被拖欠的1182元工钱是一家人的生活希望。儿子下学期和上高中的学费都要靠它，女儿的奶粉钱也指望着它，家里还欠着一大笔债。”康元琴哭着讲到，只有30多岁的她，头发却已经斑白许多。

　　“信访办、劳动局……讨薪代表进过无数个门，得到的是无数次冷漠”

　　2000年，民工们发现向刘桂斌要工钱是一条永远都走不通的路，于是这些农民走进了县信访办、劳动局这些政府部门的大门，然而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最开始陈廷灿等民工代表找到县劳动局，当时劳动局的人还向他们承诺：过了春节可以帮他们向工程方催讨。但春节过后当民工多次到劳动局问情况时，却再无人理睬。到最后县劳动局只扔给民工们一句话：“我们找不到刘桂斌本人。”

　　除了劳动局，陈廷灿等几个民工代表也成了县信访局的“常客”。但各个部门的相互推诿，使民工们的心都凉了。“法院光诉讼费就要上千元钱，我们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的工钱也才只有千把块而已。”民工代表张昌友说道。

　　尽管这些民工都是荣昌县的农民，但从家到县城坐汽车也要20分钟。在往返县城各个部门的5年时间里，为了省下几元钱的车费，无论是炎炎烈日的盛夏，还是寒风刺骨的严冬，刘贵海、张昌友总是天不亮就起身赶路。到了中午也只是在街边买几个馒头充饥，有时甚至连馒头都舍不得吃。

　　2001年下半年，民工们听说县政府要将原来西部宾馆进行拍卖，心中再次燃起希望。但万万让人想不到的是，县政府在拍卖的款项里并没有考虑这些民工的工钱，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最终在走过了5年艰辛讨薪路后，日前，在荣昌县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这309名民工在法院立了案，并且免缴6000多元的诉讼费和800多元的执行费。

　　欠资问题为何难以解决？

　　尽管309名民工已在法院立案，但由于拖的时间太长，已无法找到原告方，法院也表示没有把握兑现民工工资。“现在我们的心还是悬在半空，何时能落地还是个问号。”民工陈廷灿一脸茫然地说。

　　经手过许多民工讨薪案的荣昌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强说：“许多案子都由于民工缺乏法律意识，比如没有打欠条、没有申请劳动仲裁等，最终无功而返。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今天，民工无法与强势的雇佣方对等谈判，签订的往往是‘不平等合同’。”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张玉敏说，对于恶意拖欠民工工钱这一典型的社会现象，目前法律上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进行约束。此外很多地方政府为吸引企业来投资，手中的“指挥棒”总是偏向企业主一方，对于解决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现象重视不够，更助长了欠资方的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