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黄 祺(记者)

　　“艾滋病夺去父母的生命，年幼的孤儿，眼中尽是孤独……”

　　“又一个艾滋病人去世，但村里却没有那么多壮劳力抬起沉重的棺材……”

　　我们常常从媒体报道中看到这些关于“艾滋村”的描述。那里弥漫着悲凉。

　　李茹、吴秀丽、赵振、赵林4人也是河南“艾滋村”的村民，他们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他们的命运也许已经很难改变 ，生命注定不会长久，但面对致命打击，他们没有自暴自弃，怨天尤人，而是用相互的关怀驱散“艾滋村”的悲凉，在人生的 最后岁月里保持尊严。

　　艾滋孤儿之家——真正的家

　　12月24日晚上，站在上海梅龙镇广场前的巨大圣诞树下，李茹的微笑带着一点苦涩。这苦涩并不因为自己的不幸 ，而是缘于她惦记着的更加不幸的艾滋孤儿们。她摆弄着圣诞树上的铃铛对记者说：“要是能带孩子们来看看就好了。”

　　李茹现在已经是“名人”了，媒体的报道让很多人都熟悉了她的家乡——被称作“艾滋村”的河南上蔡县文楼村。12 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探访了这里的艾滋病感染者。在文楼村，艾滋病不仅正在吞噬青壮年的生命，更加可悲的是，艾 滋病人去世后留下的孤儿正在增加。

　　这次来上海参加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的培训活动，李茹特地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一件黑色女式西装， 这件衣服是别人送给她的。除了学习，李茹还要和记者见面，通过媒体报道赢得社会对艾滋孤儿的支持，是她来上海的另一个 目的。

　　“说实话，我们就这么几年的时间，能够为孩子多做一点事情，就多做一点。”接受多次采访后，李茹开始学会尽量 平静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话语背后的沉重却让记者无法平静。

　　2000年，李茹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毒，得知病情时，李茹看着自己一对“龙凤胎”儿女，心痛不已。“我如果死 了，两个孩子怎么办？”当身边的乡亲一个个发病倒下或者去世，李茹开始担忧，和她自己一样的病人留下的孤儿将来怎样生 活。

　　2000年，李茹和5名感染者组成互助关爱小组，开始照顾艾滋孤儿。在看病过程中，李茹认识了高耀洁。在高耀 洁的帮助下，李茹的互助小组得到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的资助，这样，李茹的小组不仅可以照顾孤儿的生活，还能够帮 助他们解决学费的困难。现在，受到关爱小组资助的一共有21个中小学生和4个大学生，每个孩子每月可以得到100元的 补助。

　　因为资金有限，李茹的小组只能挑选一部分孤儿进行救助，挑选的标准是“失去双亲，家庭困难，而且学习成绩好， 有出息”。李茹说：“不能让这些来之不易的钱浪费了。”

　　“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曾对本刊记者说：“我已经欲罢不能。”从李茹决定帮助身边的孤儿开始，面对着艾滋父 母和艾滋孤儿们的恳求，她的互助行动也欲罢不能了。

　　太多的托付让李茹更加执著于为艾滋孤儿营建一个真正的家。李茹详细地给记者介绍她的计划：盖一座有10间房间 的“艾滋孤儿之家”，收养30个孤儿，“六间作为孩子们的卧室，一间放图书资料和学习用，一间厨房，一间餐厅，因为有 四五岁的小孩子，我们还必须请一个人住在家里。”李茹说，“这样，孩子们放学后可以回家，像真正的家一样。”

　　乡里很支持李茹的计划，同意把老学校的危房地基划给孤儿之家，如果能筹集到10万元钱，李茹打算开春后就开始 建设。“我们等不起了。原来6个人的小组，现在基本上只剩下我和吴秀丽两个人能出来忙活，有两个已经卧病在床，还有两 个身体也不好。”刚刚还雄心百倍的李茹突然放低了声音。

　　“如果不是我们，那一个家可能就完了”

　　每一个互助小组的成员，都曾经经历过在艾滋面前孤立无助的痛苦，正是自己的遭遇，让他们更能体会相互关爱的重 要。

　　赵振是东关村互助小组的积极分子，也是自然形成的小组“领导”。3年前，赵振为了给妻子治腹泻病，跑遍了县里 所有的医院。赵振把准备盖新房的材料全都卖了，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但妻子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当赵振和妻子最后被 检测出HIV阳性时，赵振已经倾家荡产。

　　“得到检测结果那天，我觉得自己就这样完了。我们俩恍恍惚惚，怎么走出防疫站，怎么回家，后来一点都不知道， 防疫站长长的走廊，就好像通向地府的通道。”赵振和爱人回家后三天没有进食，两个孩子也不上学，陪着夫妻俩在家里哭。 “哭也只能偷偷哭，关上窗，顶上门，怕被人听见，知道我们得了这个病。”那是赵振不愿回忆的生命中最灰暗的几天。情绪 稳定一些后，赵振开始寻找生的希望，通过看书学习和接受北京爱知行等社会团体的指导，赵振终于走出了阴霾。

　　互助小组成立以后，赵振帮助过叶吉屯村的一个家庭，看到他们，赵振觉得仿佛是自己经历的重演，回头想来，赵振 说，如果不是互助组的帮助，这个家可能就这样完了。

　　赵振第一次走进这一家时，看到满屋子都摆放着泻立停、氟派酸的药瓶，男主人长期腹泻，他的妻子一直发烧，他们 依靠这些药已经在家抗了半年。疾病让夫妻俩非常绝望，但又没有勇气做HIV检查，看着病情没有起色，两人已经无心照料 4个孩子。赵振看到，几天里，是4个孩子在维持这个家庭。

　　“我给他们解释说，吃这些药已经没有作用了，这些药长期停留在肠道里，已经破坏了自然的平衡。我给了他一些增 加肠道菌数的药物，我给他打比方说，这种药就像给你的肠道里派警察，警察多了，敌人就不敢来了。”

　　听从了赵振的劝告，几天后，病人的腹泻有所好转。赵振见病人已经信任自己，马上提出带他们去防疫站检查、领药 。“夫妻两人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效果特别好，现在，男病人在村里做泥瓦工，他爱人在家种地。”看到一个家庭重新开始正常 的生活，赵振得到一种成就感，“我自己已经倾家荡产了，我不希望他们也像我一样，如果当初我能得到这些知识，我家的房 子不会像现在这样漏风漏雨。”

　　艾滋病人的孩子同样也是赵振的互助小组最关注的对象。赵振告诉记者，孤儿的抚养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很多孩子心 中的仇恨才是最危险的。

　　为艾滋孤儿排解心中的痛苦，互助组有一套“特别”的“道理”。赵振告诉记者，如果遇到有仇恨心理的孩子，他们 就劝解孩子说：“这种事是天灾人祸，你们的父母命该如此，怨不得别人，如果你们报复社会，对你们自己也不利。国家、亲 戚都会帮助你们，你们自己要学会生活的能力。”赵振自己也知道这样的解释不够科学，他对记者补充说：“在我们农村，老 传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样劝解，他们能够接受。”

　　和李茹一样，赵振希望互助小组能够为感染者做更多的事。在他们的计划中，将来，互助组的任务包括6个项目和1 个宣传队，6个项目指儿童项目、感染者心理咨询、学校项目(消除学校中对艾滋家庭儿童的歧视)、老人项目(扶助遗孤) 、宣传教育、法律帮助和民意调查。

　　李茹和赵振们现在要考虑很多事，李茹要为她的孤儿之家筹款，赵振希望能够将互助小组注册为民间社团，得到更多 人的关注和支持。当他们对记者讲述着将来的计划和互助小组遇到的困难时，我几乎忘记他们自己也是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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