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劲

　　徐建平死了，12月25日上午，他被注射执行死刑，这个中国纺织业的才子、科技有功人员没有逃脱残杀妻子的罪责。200名曾上书法院呼吁枪下留人的专家学者们，此时都沉默着，社会非常理解他们，因为我们大家也同样有着爱才、惜才的伤痛之情。但在此时此刻，我依然要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又一次艰难胜利而鼓掌！

　　“刑不上大夫”曾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下的一颗病瘤，在践行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当代中国，这颗病瘤非但没有彻底消失，反而总是借助着不同的土壤，进行物种变异，“刑不上‘精英’”论就是其中之一。200名专家学者上书请求对徐建平“法外施恩”的做法，则是“刑不上‘精英’”论的一次集中展示。虽然专家学者们的做法在当时就曾遭到舆论的普遍批评，但是，我无法乐观地看到“刑不上‘精英’”论会随着徐建平的死而永远地离开我们。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2003年夏天关于徐建平生死的那场争论。尽管杀妻分尸令人发指，但一审判决死刑后，却有近200名专家学者上书法院为徐建平求情。他们的观点非常鲜明，徐建平为中国纺织行业做出过突出贡献，而且他在羁押期间，有3项实用新型设计被国家专利局授予专利，为此应该减轻处罚。现在看来，他们提出的理由是非常荒唐的，法律不可能因为你是社会名人、党政要员、科学家就法外施恩。但为什么当时200名专家学者都会如此行事呢？原因无他，不过是因为“刑不上‘精英’”论起了作用。这种论调在许多人身上，不仅是一种扎根人心的潜意识，而且，在许多时候还是一种足以支配人的行动的一种强力意志。更加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种潜意识和强力意志，在那些拥有强势话语权的社会精英们身上已演变为集体行为。

　　不可否认，中国已经迎来了一个精英时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面前，精英之于社会、民族发展的开拓性作用不容忽视，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精英们是这个社会发展的探索者和领跑者，而使他们拥有豁免权，甚至，使法律来听任他们强势话语权的摆布。

　　为通过维持等级制度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从而使政治秩序得以正常运作，西汉的贾谊提出了“刑不上大夫”的观点，影响中国近两千年。现在，虽然封建时代早已结束，但封建的思想意识依然残存，特权意识不仅仅是官员们的专利，而且也感染着新阶层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渴望能够享受“刑不上‘精英’”的额外豁免，并为此不惜破坏社会的公平与公正，这是目前我们依法治国道路上需要警惕的一块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