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经济、自然的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虽然不时有人提出警告，但只有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才彻底暴露出我们在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方面的滞后。

　　对此著名学者赵晓博士特为本报撰文指出，2004年我国如果经济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那么社会的总体发展亦将受到制约。

　　如同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定下的基调，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指出“这既是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这应该看做非典之后新的平衡发展观由思想、决策逐渐走向落实的开始。美国政治学和经济学大家奥尔森曾提出过著名的“奥尔森定律”，即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灾难往往会互相重复，虽在事前有许多征兆，但可惜的是，一个国家只有在危机爆发后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开始改弦易辙。我国社会、经济、自然的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并时有人提出警告，但只有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才彻底暴露出我们在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方面的滞后，进而反思经济发展内部的不平衡，经济和教育、科技、法律、文化、生态环境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笔者对此曾较早地指出，如果发展是不平衡的，那么根据“木桶原理”，总体发展亦将受到制约。

　　就经济而言，我们目前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城乡差别明显。国际上衡量二元结构的量化指标是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00，数值越小，就表明两部门的差别越大。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在45以下，发达国家的一般在60以上，而中国目前则在40以下。

　　二是地区差距明显。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世界银行曾经把人均ＧＤＰ作为衡量标准，将全世界所有国家划分为四个组，即高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下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如果按同样的收入标准对中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划分，我们就能发现四个组中，都有一些省市区入围。

　　三是产业差距明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四种社会同时并存，即存在着所谓的“一个中国四种社会”现象：第一是一个农业社会。至今，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比重仍占50％，这一数字相当于1870年美国、法国、德国的农业人口比重水平。第二是工业社会（包括建筑业），其劳动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3％。第三是传统服务业社会，其就业比重为22％。第四是知识社会，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科技、金融保险及其政府等，其就业比重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由于人数异常巨大，农业社会的存在，使得产业水平不仅差距巨大，而且总体水平相对落后。

　　四是收入差距明显。中国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了0．458，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而近几年来这一趋势变得更加严重。

　　五是就业问题严峻。近三年来，我国的城镇失业率急剧上升，由2000年的3．1％升至今年三季度的4．2％，明年则可能接近4．7％，速度非常惊人。如果将下岗职工和不充分就业人员计算在内，其总量已达到经济活动人口的16％以上。这在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除经济方面外，中国目前还存在着较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关专家估计，如果把环境损失即对“自然资本”的破坏考虑在内，中国每年的ＧＤＰ增长可能要下调2～3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00年报告《增长的质量》则指出，中国11个城市早亡和疾病造成的费用超过了城市收入的20％。而在社会发展方面，文化大革命严重损害了依存于传统文化的“社会资本”（作者自注：经济学术语，指的是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自然资本一样对经济增长有价值的信用资源、共同知识等无形资本），改革开放以来亦未能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社会资本，甚至在某些方面反而进一步破坏。如果只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进步，却以严重的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代价，我国的经济势必难以平衡发展。

　　显然，2004年政策的关键在于平衡发展，在ＧＤＰ与其他考核指标之间的平衡、地区间平衡（“东北振兴”）、城乡间平衡、收入增长的平衡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平衡上迈出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