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去年年末的被审判，腐败再次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刚刚过去的2003年里，共有12名省部级高官因腐败而被惩处，包括刘方仁、程维高、李嘉廷、田凤山等正省部级官员。这些腐败、问题官员的被惩处，既让我们充分看到了党和政府的反腐决心以及各种措施的深度和力度，也让人们看到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在腐败成因的分析上，腐败官员本身的贪婪，各种具体、复杂利益的引诱以及官员任用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早就是一些公认的原由。但腐败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原由，那就是一些民众法律意识的缺失。

　　经过十多年的全民普法教育，我国广大民众的法律意识已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毋庸讳言，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和问题，集中表现为程序意识、规则意识的缺失。面对各种严格、系统、成文的法律法规、制度规章，一些社会主体，不管是各级权力主体，还是各种普通民众，总是习惯性地去寻求各种变通、突破的空间和可能。每当面临问题和矛盾，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规章，而是想着自己有无关系、门路可用、可走。从生孩子进医院到入托、上学读书、找工作、开拓事业、打官司、找医生等等，在这些日常的生活环节，不少人总是习惯性地通过同乡、同学、同事、上司、部下、朋友、熟人、邻居、师生等各种关系、门路，努力寻找各种规则、制度外的变通。对此，近日，网上曾有网友发帖指出，腐败正在成为我国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是腐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尽管人人都恨腐败，可不少时候人们往往却在各个环节提供各种腐败的机会和可能，从而使得腐败有着极为深厚和广阔的社会基础。

　　必须承认，在一个社会里，在局部领域和场合内讲人情关系是正常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大规模、广范围内靠关系、托人情、走后门，且多为寻求规则、制度外的突破，那就不正常了。在现代法治社会，这实际上已成了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缺失的集中表现。而这种缺失，不但为各种腐败提供了孳生的土壤和空间，也对整个法治建设构成了极大威胁。

　　法律的实施是法律的生命，而法律有效实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就是广大社会主体都能够认真地尊重、遵守、实施这些制度规章。如果面对各种制度、规章，大家都努力去寻求各种变通、突破的空间和可能，甚至还把突破、变通的程度当作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和社会活动能力大小的标准，那么，这些本身已经花费巨大立法和运营成本的法律法规岂不都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如此一来，那些原本对腐败行为有着约束和警戒作用的各种制度规则必然会被架空、被践踏，继而使得腐败更加盛行和猖獗。

　　而从长远来看，这种行为抬升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因为如果大家都不遵循现有规则，都按照自己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行事，则会由于资源差异而导致成本和结果的不公。拥有社会资源较多的人，做事成本小却收益大；拥有社会资源较少者，做事则成本大而收益小。于是，社会主体不仅要为寻找、搭建各种关系资源花费巨大成本代价，还得为扩大、比拼关系资源继续付出代价，从而使得腐败日盛且层出不穷。而且，如此非正常行为往往也会加大社会主体的道德挫折感，导致其人格分裂，直接影响其生活质量。

　　在以公平和正义为基本原则的现代法治社会里，尊重、遵循、实施各种制度、规则理应成为我国各社会主体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要想全面、真正培育这种规则、程序意识，就必须不遗余力地变革那些历史虽然悠久但是消极、腐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我们必须坚决清除各种“关系本位”思维，努力清除诸多领域里各种不成文的潜在规则，积极培育和倡导规则意识、程序意识；我们必须奠定彻底堵死、根除腐败的大众心理基础，倡导一种干干净净的办事模式———与其在卑鄙中成功，不如光明磊落地失败；与其不择手段地提升，不如问心无愧地慢行；与其以朋友、亲人、同学、老师的失足换取自己暂时、虚幻的利益，不如让大家在和谐、规则中一起扎实前行！

　　当然，尊重规则、遵循程序等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完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不仅需要广大民众的高度自觉、自律，也需要在日常教育、媒体宣传、制度设防和后果惩戒等方面相应加大力度，多管齐下。只有当广大社会主体都能够自觉尊重规则、遵守程序，腐败的社会基础方能相应削减，腐败的机会和空间方能相应减少，腐败之势方能有所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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