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亓树新

　　2003年12月23日凌晨3时，睡梦中的刘根喜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我是珠海口岸派出所民警，你的哥哥刘根柱是网上通缉犯，已被我们抓获。”未等对方把话讲完，刘根喜就喊道：“不可能，刘根柱4月28日才刑满释放，我有释放证明！”“4月28日释放？可刘根柱4月3日就被上网通缉了！”电话那头也迷惑不解。

　　刘根喜立即将释放证明传真给珠海警方，然后从哈尔滨驱车急匆匆地向500公里外的鸡西市赶去。2000年9月24日，因鸡西市人孙猛欠债未还，被哈尔滨市宝利实业公司经理刘根柱等人限制人身自由。2002年1月25日，刘根柱被鸡西市恒山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于2003年4月28日执行完毕并刑满释放。

　　“肯定是判刑前通缉的，判刑后忘记撤下来了！”刘根喜以为，找到鸡西市公安局恒山分局说明情况就没事了。可是到了恒山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办案人员说，不知道有上网通缉这回事。找到分局主管副局长，他说：“是上面让通缉的。”

　　2003年12月29日上午，鸡西市公安局恒山分局副局长刘斌向记者讲述了通缉的经过：“刘根柱被判刑后，孙猛家认为判轻了，就到处上访。后来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就召开了公检法三家的联合会，决定对刘根柱进行再审，因找不到人，就由法院委托公安局上网通缉。”

　　“2003年12月13日，珠海方面来电话说，刘根柱在珠海被抓着了，让公安局把手续传过去。虽然是恒山公安分局上网通缉的，但这毕竟是法院的事，我就请示市局主管局长，因为是周六，没有找到法院的人，只好由恒山公安分局出具了拘留证。”

　　刘斌副局长说：“网上通缉是由法院委托的，与公安局没有一点关系。如果说公安局有点毛病的话，就是我们不该出拘留手续。到了周一，法院就把逮捕证传给了珠海，并把人取了回来。”

　　对此，刘根喜提出异议。他有些激动地说，刘根柱是在去年4月3日上网通缉的，而此时他正在服刑当中，直到4月28日才刑满释放，怎么说是找不到人呢？另外，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法院出具的逮捕证上写的是“在逃”，刘根柱在监狱里服刑，怎么成了“在逃”？监狱并没有认定刘根柱是逃犯，而法院有什么权力认定在押犯人是“在逃”？

　　刘根喜说，自从刘根柱被判刑后，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鸡西市公安局从来就没有找过刘根柱的家属，也没有通知过代理律师。“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要找刘根柱这件事！”

　　12月29日，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监一庭庭长孙树文接待了记者。他说，因为找不到刘根柱，案件就无法再审，所以法院就委托公安局找人。至于怎么执行的是公安局的事儿，法院并没有让公安局非得上网通缉。

　　然而，记者从2003年4月1日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给鸡西市公安局的函中看到如下内容：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11月13日以鸡检刑抗［2002］1号抗诉书，指控的原审被告人刘根柱、单玉河故意伤害一案，因原审被告人刘根柱、单玉河下落不明，故商请贵局上网通缉抓捕二被告人。

　　据了解，在刘根柱一审判决生效后，鸡西市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11月13日以鸡检刑抗［2002］1号抗诉书，指控原审被告人刘根柱犯故意伤害罪，原判量刑畸轻为由，向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3年1月9日，法院以刘根柱下落不明未能出庭为由，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刘根柱被抓捕后，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2月25日又下发裁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将此案发回再审。

　　记者注意到，一审起诉书中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是“非法拘禁”，一审判决书判处的罪名也是“非法拘禁”。而鸡西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却增加了一个罪名是“故意伤害罪”，与其巧合的是，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逮捕证逮捕原因一栏内写的也是“重伤害”。看来检察院抗诉和法院逮捕刘根柱的理由都是“伤害罪”。那么这样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

　　刘根柱的辩护律师周岘认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只能针对原起诉书，其抗诉内容不能超越原起诉书的内容。在本案一审中，检察机关只指控刘根柱犯有非法拘禁罪，法院也依此审理和进行了判决，刘根柱认罪，且判决书已生效和执行完毕。但在抗诉内容中，检察机关却加入了“故意伤害罪”，将起诉书中没有的内容作为抗诉内容提出来，违反了刑法“一事不再理”原则，从而导致程序上的违法。照此审理的话，假设刘根柱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那么已经生效并且执行完毕的一审判决该怎样折抵刑期？法律上还没有这样的规定。

　　周律师认为，如果检察机关认为此案遗漏犯罪，那么就应该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只有通过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法院审判的法定程序，才能构成完整的合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