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

　　作者简介：吴文光，著名纪录片导演、独立电影人，拍摄有代表作《流浪北京》、《四海为家》、《江湖》等，《流浪北京》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受邀参加多个国际电影节；《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获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小川绅介”奖

　　国内独立制作，10年历史

　　中国电影的独立制作应该有超过10年的历史，作品大概也有几十部，好坏不论，但都是那些渴望用影像说话并表达自己的电影人的“自由行为”。

　　通常来说，都是一个导演有了想法之后就开始使尽浑身解数找资金拉人组班子，然后制作成一个事实上的作品，这完全是一个“电影体制外的行为”。

　　它们的流通方式一般是国外的电影节、还有国内亲朋好友的录像机，部分还有一些民间影像组织搞的酒吧或大学放映，但是大部分还是通过报纸杂志或者网络让别人“知道”。因为这种现状，所以一些国际电影节总免不了“拿中国的地下电影来说事”的爱好，他们和中国的电影管理人无意中成了京剧中的红脸和白脸。

　　能够孤注一掷地拍成电影，但能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成功的毕竟不是多数，而在国内也没有正常的发行传播渠道，自然对相当多的独立制作人而言都是“一次性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冒险加勇敢的亮相”。

　　与国外差距很大

　　电影本身是一种产品制作，商业应该是其主要因素。

　　希望用影像来表达自己的电影人，要面对的困扰除了电影体制之外还有就是“花出去的钱怎么收回来”的头痛问题。欧洲、美国、包括日本、香港、台湾的电影独立制作人大概和中国的同类最大的区别就是只须面对后者，并且他们还有机会从各类艺术基金会、或者本国政府的艺术项目资助中寻找到帮助。

　　另外，他们都处于多年的电影运作传统中，即便是独立拍片的方式也有职业的制片人，简单说，这个制片人不是单纯“管钱的掌柜”，他是负责去写计划写各类申请绞尽脑汁去找钱的人，但中国目前好像基本上是导演在干这个活，“想当导演先得学会让别人为你掏腰包”。

　　商业规范远比改制奏效

　　现在商业机制正在规范着中国电影，包括“主流的”和“独立的”，对独立制作的规范大概比电影体制多年的努力还奏效。这也许是一种正常现象。

　　既然电影与商业有关，任何怀有艺术抱负的电影人大概都免不了得过“向金钱低头”这一关。所以，一些曾经的独立电影“先驱”的销声匿迹或者改换门庭也正常，“独立电影人”好像已经不需要成为一种名头招摇过市。当然，还会不断有一些年轻的独立电影人出现，他们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或者会坚持多久，这些情况现在是无法预料的。一切都还不明了。

　　什么是更好的电影环境？

　　这个问题也许可以用中国文学的现状打个比方：通俗的、严肃的、试验的、以自说自话的孤独状态写作的、没有分文稿酬的网上写作、包括“上半身”或者“下半身”写作，都有它们自己的通道和稳定的读者群，其命运或者大红大紫，或者自生自灭。

　　如果某一天，中国的电影环境变得和中国文学的状况类似，而“电影分级制”这种早该实行的基本制度也已建立，任何想做电影的人用任何方式拍成的电影都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去和观众见面，可能只有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谈现在无法说清楚的问题。

　　电影体制、政策变化以及商业对电影的作用对我没有直接影响。我的工作和影像有关，但我自以为我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电影人，我不用胶片拍摄，也不拍故事片，我拍摄用的是自己买的DV，剪接是在自己的电脑上完成，我不需要去绞尽脑汁找投资，自然也不必担心未来的票房或者观众如何。

　　我2000年开始工作的一部片子至今没有一个“完成时”。所以从前的电影体制、现在的种种政策变化以及商业对电影的作用对我没有直接影响，我是个“局外人”，包括未来种种可能的变化都应该不会对我有什么天翻地覆的改变。我高兴我现在这种状态，也乐意继续在这种状态中，这是接近我一直梦想的方式：用影像为自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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