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热线网--沈阳晚报讯 (记者 王野蛟)

　　提要

　　沈阳女青年郝延红一年前赴上海一家软件公司任经理时，只因公司员工销售盗版软件，她竟被上海警方送至收容遣送站，羁押24天。事后，饱受屈辱的郝延红将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等起诉到和平区法院。苦等5个月后，她终于洗清不白之冤。

　　一年前在上海被羁押24天的沈阳女青年郝延红，向上海警方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后的5个月，终于获得了赔偿金1000多元，徐汇公安分局确认羁押郝延红的行为违法。这份确认决定和行政赔偿决定，是上海市徐汇警方在去年开具的第一份行政赔偿决定。2004年1月12日，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独家采访。

　　新闻回放

　　2003年1月16日，郝延红被沈阳瑞峰超越科技有限公司调至上海，出任该公司在上海的软件公司经理。郝延红到达上海的第4个工作日，因公司员工销售盗版软件，被徐汇公安分局刑侦七队警员带回公安局。32小时后，郝延红被送到徐汇区收容遣送站。2月14日，在遣送站被关了24天的郝延红被释放回沈。2003年7月，郝延红认为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警员对其进行羁押是违法行为，向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申请国家赔偿，并将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和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以及用人单位的法人代表起诉到和平区法院。

　　意外的生日礼物

　　此后，郝延红苦等了5个月。

　　2003年12月11日，是郝延红29岁的生日。这一天，她家中来了两位客人，他们是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的警官。两位警官将两份《决定书》送到她手中，决定书确认，徐汇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将郝延红羁押于收容遣送站的行为属于违法。

　　在沪公徐决字2003第(1)号《决定书》上写着：“本局刑侦支队在侦办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将犯罪嫌疑人羁押于遣送站的行为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现决定如下：确认本局刑侦支队将郝延红羁押于收容遣送站的行为违法。”《行政赔偿决定书》按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49.48元计算，郝延红获得了1187.52元的国家赔偿金。虽然千余元的赔偿金离郝延红所提的赔偿额相差很远，但看到警方确认对其羁押属违法行为，郝延红仍很欣慰。她对两名上海民警说：“我终于洗清了我的不白之冤，赔偿金的多少并不代表什么，我要的就是一个说法。谢谢你们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将终生铭记，我也会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伤害过我的人。”

　　写给公安局长的信

　　2003年7月11日，郝延红向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递交了赔偿请求书。请求书寄出后一直没有反馈，郝延红在其代理律师去上海取证前，于2003年10月15日给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局长写了一封信，以下是信中部分内容：“我曾看过一篇题目叫《上帝的手指》的文章，作者是一位高校招生办的老师。文中说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有权势人的手中都长着一根上帝的手指，这根手指的移动可以影响另外一些人的命运。作者在一次招生过程中，因动了私心，让一个老朋友的孩子顶替了另外一个来自农村孩子的名额，这个举动同时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从此，他常感叹人生的无奈和命运的神奇。

　　我想您手中也有一根能改变我命运的‘手指’吧！也许多年的警界生涯早已让您习惯冷眼观看警局内的一切事务，就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早已看透了人生的生离死别一样。但您是否想过，您手中握有多少根能影响别人一生命运的‘手指’啊！我很清楚如果把握好机会，我也可以用自己的手指改变我所深深仇恨人的命运，但那又能怎样？我无意改变任何人的命运，我只希望能得到心灵上的安宁。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良好职业的白领，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争得自己的权利，能真正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未来的事业和生命。我相信那也是您希望看到的结果，也不希望我的后半生永远陷在痛苦的沼泽里不能自拔。从遣送站出来后，我得知是您连夜召开会议调查事情经过，我才得以脱离苦海，我很感动，也很钦佩您这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现在，我想请求您再次发挥这种作风，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让这场悲剧故事能早早结束……”

　　磨难带来的感悟

　　面对记者的采访，郝延红平静地说：“因为中国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我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因为被违法收容而得到国家赔偿的当事人。从我正式向徐汇公安分局递交赔偿请求书起，至收到赔偿决定书只用了短短5个月时间，面对永远沉默在天堂里的孙志刚，回首那24个屈辱的日夜，我只有两个字能表达自己的心情：感谢！”“我感谢在这次事件中所有伤害过我的人。有人说经过劫难的人是命运的宠儿，这场牢狱之灾让我站在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价值和人性的缺点。当命运残忍地让我在最无助时，看着我所深爱的亲人和朋友弃我而去，除了坚强地活下去，我别无选择。这一切让我有机会触摸到他们的心灵，谢谢他们用残忍的事实，帮助我走向了成熟和坚强。

　　感谢我的朋友没有在危难之际扔下我。当得知我需要150万元才能被保释，老板夫妇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双双人间蒸发。大年初五，我的两个女朋友在不知我死活的情况下，带着四处筹集的巨款奔赴上海，顶着重重压力在举目无亲的异地营救我。在我打官司的过程中，有几次我险些挺不住来自精神和经济的重大压力，想要放弃生命，还是她们两人不离不弃地站在我身边，让我有了生存的勇气，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活在世上，你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真正爱你的人。

　　感谢新闻媒体和律师对我的支持。我的经历见诸报端后，通过互联网得到了全国各地读者的关注，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来自各方的温暖和关怀。我能赢得这场官司，既得力于法律的援助，也得力于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上海市纪律监察委员会的戚明辉和《解放日报》记者陈斌，还有徐汇区公安局长朱影，在他们3人的大力协助下，我才得以脱离苦海。通过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可以证实：中国是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我要继续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我的老板讨要我应得的年薪和精神补偿。”坎坷也是财富

　　出面营救郝延红的两位女性———沈阳圣群专利所所长王玉信和沈阳星际网络有限公司职员侯明菲，在郝延红回沈之后一直很低调，多次谢绝记者的采访要求。记者在电话里问及她们对此事的看法时，王玉信表示，每个人都有困难的时候，面对知己就要以诚相待，朋友危难之际救她一把，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郝延红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做人的尊严，是她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我支持她打这场官司，我始终相信人间自有公道。虽然在这件事上她经历了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我认为这些痛苦的经历，对她的将来也许是件好事，也许会成为她人生道路上的一笔财富。

　　在侯明菲的语气中，记者分明感受到了她的激动情绪：“去年春节，我站在遣送站门前的寒风中，没有感到过寒冷。但当我面对不肯解救郝姐的老板夫妇时，我感觉到了痛彻心扉的寒冷；当我为了给郝姐凑保释费四处借钱遭到冷落时，我感觉到了绝望。不过我觉得郝姐还是很幸运的，毕竟她获得了自由。公安局能这么快作出赔偿决定，我很意外。郝姐和公安局打官司不是为了钱，就是为要这个理。通过郝姐这件事情，我也成熟了许多。我想说，‘坎坷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法制在不断进步

　　谈及对此案的看法，为郝延红代理此案的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的胡民华律师说：“在我经手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公安机关主动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进行赔偿的案例很少，这么短时间能得到答复的就更少。本案的结局代表了中国法制的进步。我认为徐汇公安分局主动对当事人进行赔偿，不但无损于公安机关的形象，反而正确树立了公安机关依法办事，对人民真正负责的形象。该案的迅速解决，一方面是因为郝延红本人有较强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另一方面也在于上海公安局徐汇分局对此事的正确处理态度。这起非常典型的行政赔偿案，也能给人们带来启示：面对不白之冤，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