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亮

　　近日，重庆万州五桥移民开发区出了这样一起令民工心寒的怪事：当地劳动部门在帮助民工讨工钱时，竟然要收取600元“办案费”。有关负责人解释：“临近年关，讨工钱的多，监察科的办案经费十分紧张。我们就向局里汇报收取一些费用，主要用于支付租车费和汽油费。”（《人民日报》2004年1月13日报道）

　　不管该劳动部门收取的办案费是不是“支付租车费和汽油费”，不管该监察科的办案经费是不是的确“十分紧张”，政府都不应以此为理由向民工收取费用，这是一个法律常识。所以，重庆万州五桥移民开发区劳动部门的做法，可以这样解释：他们把为民工讨工钱的程序，当成了政府创收的手段。

　　近来，各地政府部门纷纷主动给“欠薪民工”讨工钱，并为此出台了一些相关举措，这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在关心民工利益、保护弱势群体的信心和决心。但是，同样也应该看到，“政府讨要”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责任分工不明确、讨要机制不合理、讨要方法不到位等等。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以“讨要”为手段，借以增加地方部门的财政收入。从重庆万州五桥移民开发区劳动部门向民工收“办案费”的做法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讨要主体”和“执行部门”，而是以一个“中介机构”的姿态出现：收了钱，让欠薪民工和欠薪单位见见面，签一个假大空的协议，就算是大功告成。如此“讨要工钱”，不仅达不到国家所期望的讨要目的，反而会使民工讨要工钱的过程变得更为艰难和复杂。这时候，为民工讨要和保护弱势群体就仅仅变成为一句空话，甚至成为一种带有隐性二次剥削色彩的举动了。

　　很显然，单纯依靠建筑业的行为自律已经很难解决民工欠薪的问题，这就需要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来为民工这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撑腰，并出台相关法规。但是，同对待欠薪问题需要法律监督一样，对待解决欠薪问题的程序和办法同样需要法律监督。也就是说，各地方政府的讨要需要遵循一个总的原则，有一个“讨要”的法律或法规作为其执行时的依据。否则，假如一些地方出现政府制定不合理法规、地方部门“讨要”职能不明显、“讨要”态度不积极、随便收取办案费等行为，那么，不仅欠薪难题未能解决，政府内部还可能滋生新的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