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铁瑛

　　对大多数学子来说，寒假意味着回家、团圆和短暂的闲适。而23岁的崔伟涛却无暇享受这份惬意。他一如往日地奔波在大街小巷，辗转于家教、推销、临时护理等几份工活儿之间。刺骨的寒风中，一份暖暖的期盼支持着他：打工赚钱，供自己读完大学，供残疾妈妈吃药让她脆弱的生命多延续一天……

　　小崔时时被那个令他感动而心碎的记忆袭扰着：来东北农大报到的第二天，母亲背着他卖掉了父亲留下的惟一遗产———甘南老家的土房。2000元卖房钱交上了一年的学费，身高不足1.2米、患严重骨结核佝偻蹒跚的老母却没了安身之地，只能寄宿在农村亲戚家。交完学费那天，小崔面对着家乡的方向撕心裂肺地哭了，他立志“无论多难也要坚持把书念完”，让母亲心安。

　　入学后的第一份工是“做家教”。尽管已时隔四年，小崔至今想起仍心发酸。“只要给钱就做，除此别无选择”，尽管每晚要坐两个小时公交车去教课，尽管每小时酬劳只有5元钱，小崔心里还是有了“奔头”。

　　一份工钱“杯水车薪”，小崔又寻找新的岗位———替一个产品在各超市做形象宣传。跑成一家超市给一元钱。小崔像上满发条的机器，骑一台旧自行车奔跑在动力、太平、香坊等各区超市。那个夏天特别闷热，汗水湿透了小崔的背心。路边小摊的矿泉水1.5元一瓶，口干舌燥的他犹豫良久，还是没买———跑一家店才挣一元钱，忍一忍回寝室再喝吧！小崔说，最多时，一天他跑了30家超市。

　　身体上的苦与累，小崔都能忍。而心灵上的刺痛却令他多少有些“失衡”。那是在一家家教中介求职时，“老板”说要出差，让他帮忙做“登记”。谁知老板走后第二天，十几个自称受骗的人找上门来要小崔退钱，给“老板”打电话“不通”，小崔无奈让同学送来300多元钱分别退给那些人。而“老板”至今没露面。自此，小崔不再自己乱闯，而是通过校方或熟人介绍工作。

　　别人还没起床的凌晨，小崔已去打扫教室了；别人已经熟睡的深夜，小崔还在宿舍冰冷的走廊里备考。送信、跑广告、卖报纸、做软件———四年里，除了正常上课，小崔拼命地参加各种勤工助学活动，忙时同时兼职四份活儿。

　　而回想每一次打工经历，有汗水、辛酸，惟独没有沮丧、抱怨和放弃……

　　靠勤工俭学，小崔目前已赚了2万多元钱，不仅能供自己读书，每月还能按时给母亲邮去200元生活费和支付常年药费。4年来，他的综合排名始终是班级前十名，并且光荣入党，去年还获得国家一级奖学金。

　　在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愈发现代的校园，小崔除了要承受“贫困”，还要面对特殊境遇下的“尊严”。很多次，学校在提供勤工助学竞聘岗位时，许多家境贫寒的同学将其看作“比穷”，报名后又悄悄地把登记表撤了回去。没有自卑与懦弱，有的是乐观与向上，小崔对“贫困”有着新感悟：贫困不是错。我们无法选择家庭，却可以选择今后的路。我们的生活是贫困的，但精神不能没有追求，“推开贫困那扇窗，就可以看见成功的阳光”。

　　编后：同样的冬季，不同的企盼———当您满怀温情置办年货、挑选礼物、渴盼全家团圆时刻到来的时候，在我市各大高校，还有数万名同小崔境遇相同的贫困大学生不能回家，为了筹集新学期的学费，奔波在寒冷的街头，寻找一个又一个稳定的打工机会。

　　他们想用诚实的劳动，自食其力供自己完成学业；他们想通过勤工助学的经历，获取与同龄人之间的“精神平等”。我们在从心底关注、钦佩这一特殊群体的同时，能否伸出援助之手，帮他们跨过这道坎儿，共同托起明天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