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发表对美国劳动场所死亡事故的调查。指出美国的工伤事故数量众多，许多工人在进行管道操作或井下作业时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由于雇主故意违法或对安全问题漠不关心，平均每年约有100名工人死亡。这不是事故，而是雇主为加速生产而去掉某个安全装置、公司忽视安全警告或工人得不到适当防护设备而造成的灾难。美国主管死亡事故的机构职业安全和卫生署在死亡事故发生之后往往站在雇主（特别是那些大公司）一边，帮助他们逃避责任。1970年，当国会建立职业安全和卫生署的时候，蓄意破坏安全规定导致工人死亡是一种轻罪，最重的惩罚是监禁6个月，相比之下，在联邦土地上骚扰一头野驴的最高刑罚是监禁一年。现在，一些人决心打破重重禁锢，为死难者争取权利，为工人争取安全保障。以下是这份调查的部分内容：

　　一、有没有人该为工伤事故进监狱？

　　壕沟塌了，工人死了

　　对家住辛辛那提的米歇尔·马茨来说，2002年6月14日是个黑暗的日子。这一天，她惊闻噩耗：她22岁的独生子、身强体健的水管工学徒帕特里克·沃尔特斯被活埋在一个坍塌了的壕沟里，当时他正在这个深达10英尺（约3米）的沟里卖力干活。7小时后，他的尸体才被同伴从泥浆里挖出来。马茨悲痛欲绝。“悲痛之余，这一家人不能不考虑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夺走了他们的沃尔特斯？马茨回忆道，沃尔特斯不止一次地说过害怕被活埋，因为他工作的地方没有任何安全设备，也没有在危急时分可以钻进去的大金属箱。

　　一位负责调查此案的人员更感到震惊和不解。那天晚上，他亲眼看着那个年轻的躯体被人从泥浆里拖了出来。就在两周前，他曾把包括沃尔特斯在内的几个莫维斯管道设备公司的工人带走问话，因为他们在一个没有任何保护设施的15英尺深的沟里干活，而这显然违反了联邦安全条例。

　　每个壕沟都是一个潜在的死亡陷阱。壕沟壁随时都可能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轰然倒下。每年，这样的壕沟都会吞噬掉几百条生命。

　　正因如此，联邦安全法律要求雇主对深度超过5英尺（1．5米）的壕沟采取特别安全措施。壕沟壁必须有安全的斜面，不然就需要用支架固定。如果使用金属箱作为紧急避难工具，箱子必须足够宽敞和结实。受过训练的安全人员必须在工程开始时检验安全设备，工程开始后每天进行监督。而事实是，沃尔特斯生前工作的深沟既没有安全斜面，也没有支架。　沃尔特斯之死不是该公司的首例事故，只是1989年一起事故的再版：深沟，没有金属箱，一人被活埋。

　　悲剧为何屡屡发生？

　　当了一辈子水管工的杰夫说，把一个未受过严格训练、经验不足的水管工送入深达10英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随时可能坍塌的沟里工作简直是犯罪。按照联邦法律，如果雇主有意违反安全法而造成工人意外死亡，这种行为是犯法的。但是，职业安全和卫生署在辛辛那提的负责人比尔·墨菲说，多年来，他亲眼目睹许多公司只交一点点罚金，然后继续犯同样的错误，导致同样的悲剧。　“不让一些人进监狱就起不到罚戒作用。”墨菲说。但是，问题在于：“职业安全和卫生署从没有人真正想要对这类案件提起公诉。”

　　其中原委相当复杂，比如人力物力不足、担心引起负面宣传、认为司法部不愿意处理此类案件等。此外，还要过律师这一关。职业安全和卫生署不能直接把案子移送司法部，必须要得到本机构律师（即劳工部法务官）的认可。这些法务官的办公室简直就像“黑洞”，无数案子递过去以后就没了下文，因为律师们太忙，太急于达成和解，或者过于胆怯————如果雇主是有权有势的大公司，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沃尔特斯的家人全体总动员，决定诉诸法律。他们访问目击者，整理一切有可能的资料，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并不指望政府什么。

　　政府在为谁说话？

　　2002年11月26日，在丈夫出事近半年后，克丽丝特尔·沃尔特斯接到职业安全和卫生署的调查结果。信中说，莫维斯管道设备公司“蓄意”破坏安全规定，没能为工人提供预防坍塌的保护手段。沃尔特斯一家人都极其兴奋：几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下一步就是敦促职业安全和卫生署把案子移交给司法部了。然而，喜悦的心情只维持了一天。

　　因为莫维斯管道设备公司不愿意名声受损，更不想冒“蓄意”破坏联邦安全法规的法律风险，所以该公司的律师们抛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如果职业安全和卫生署同意用模棱两可的“未定性”代替贬义的“蓄意”，他们的客户愿意支付更高的罚金并明显改进安全措施。11月27日，律师罗伯特·迪姆林代表莫维斯管道设备公司与职业安全和卫生署达成了基于上述交换条件的一项协议。

　　近些年来，职业安全和卫生署似乎对罚金（前面为罚金）越来越不感兴趣。就莫维斯管道设备公司的案子而言，职业安全和卫生署最后把罚金从9万美元减到5．4万美元，而且可以分4年支付。这对沃尔特斯一家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说，他们觉得莫维斯管道设备公司的老板琳达·莫维斯与政府串通一气，逃脱惩罚，这种感觉让他们恶心。47岁的杰夫·沃尔特斯说：“我打算搬到华盛顿，游说那些议员来追查职业安全和卫生署。从现在开始，直到我死的那天，不达目的，我决不罢休。”　为了打赢这场官司，沃尔特斯的家人必须证明，莫维斯管道设备公司是在“相当肯定地知道会出现”死亡或受伤的情况下让沃尔特斯去那个壕沟干活的。职业安全和卫生署的行为实际上对莫维斯管道设备公司有利。因为去掉了“蓄意”两个字后，要证明该公司故意违法就更难了。但是，没人能说服杰夫放弃自己的计划。

　　“这个人下半辈子都将在仇恨和痛苦中度过。”杰夫的朋友罗恩·海斯说，他的儿子也死于工伤事故。“第一，因为他的儿子死了；第二，因为他的政府出卖了他，像许许多多其他人一样，愤怒会在他胸中不断积聚。”　帕特里克·沃尔特斯的母亲米歇尔·马茨的脑海里仍然不由自主地时常浮现出儿子死亡的场景。她在坐电梯时常常屏住呼吸，她在想象儿子被埋在烂泥下无法呼吸的感觉。她仍然留着他用过的枕巾和穿过的旧衣服，那上面还有他的气息。沃尔特斯的家人一致决定给他建一座陵墓，尽管这要花很多钱。“我决不能再把他埋到地底下，”他的母亲说。

　　二、违反安全规定的人要付出代价！

　　可悲的传统观念

　　几十年来，在加斯廷————这个坐落在加州圣华金谷的小镇上，吃苦耐劳的葡萄牙后裔占人口的绝大部分。他们靠在奶牛场干活一代代生存下来。在这片尘沙飞扬的土地上，死亡和受伤就像干草垛和跳来跳去的公牛一样常见。人们似乎都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生活本身就是艰难而残酷的，危险无处不在，死亡像夏天的闪电一样，击中谁就是谁。

　　就在这里，罗伊·休伯特开辟了自己的战场。

　　这个留着小胡子、喜欢打领结的高个儿男人是一名检察官，他和另一些检察官组成了一个名叫“巡回检察官计划”的团体，发誓要改变“蛮荒西部”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这里的人对工伤事故太宽容了。他们的做法很简单，却引起了争议。他们先获得地方检察官的许可，然后对那些破坏工作场所安全法规的雇主提起刑事诉讼，并设法让这些案子获得社会的关注。在查阅了加利福尼亚各地的工伤事故报告后，休伯特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他相信，这个案子足以摇撼强大的乳品业，并对这里不成文的道德规范提出挑战。

　　事情发生在阿吉亚尔—法里亚父子奶品公司。这是一个饲养着1700头奶牛的大农场，由加斯廷一个赫赫有名的家族经营。两名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雇工淹死在一个满是牛粪的污水坑里。验尸官的报告寥寥数字，却勾画出死者在生死间的挣扎：这两个人的兜里只有一角硬币和8个美分，而他们的肺部则充满了牛的排泄物。

　　罗伊·休伯特却把这当作一个绝好的机会。1月份，他有条不紊地搜集到足够的证据，说服附近默塞德的一个大陪审团起诉这家农场的总经理和工头犯有过失杀人和其他重罪。如果罪名成立，这两个人可能被判处5年监禁。用“目瞪口呆”这个词都不足以描述当地人的反应。如果说对工伤事故追究刑事责任在全国其他地方鲜有所闻，那在这里简直就是闻所未闻。

　　“这些都不是坏人，”他说，“他们不是故意伤害别人。帕特是个大好人，是志愿消防员。他很难过，他被这件事击垮了。我听到的都是这些。但死者的亲人就不难过吗？想想吧，一个亲人淹死在粪池里会让你多么痛苦，多么绝望。”

　　工伤事故中的法律盲区

　　在美国，只有加州愿意对违反安全规定导致员工死伤的雇主提起公诉。这里的工人领袖和大城市的地方检察官拥有很大的影响力。长期以来，他们不断利用重大的工伤事故为加利福尼亚职业安全和卫生署赢得更大的执法权。联邦法律规定，破坏安全条例导致工人死亡属于轻罪，最严厉的惩罚是半年监禁，罚金50万美元。但是，在1999年发生的炼油厂爆炸事故后，加州率先实施相关法律，把这种行为定为重罪，最高可处以三年监禁，150万美元罚金。

　　在这里，每个工伤事故都要考虑是否可能提起公诉。而联邦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则严格得多：只有雇主“蓄意”破坏安全规定时，案子才能提交司法部。但是，根据本报的调查，就连那些最耸人听闻的案子，职业安全和卫生署也很少提出公诉。其他州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即使如此，加州的纪录也可能产生误导。多数公诉都发生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大城市：那里的地方检察官拥有较强的人力物力和政治意愿。在几十个乡村小县，地方检察官也像其他地区一样不愿意为这些复杂、耗时并且在政治上相当敏感的案子提起公诉。

　　罗伊·休伯特和他的同伴们决定要改变这种执法不平衡的局面。他们的领袖是前南加州助理地区检察官盖尔·菲尔特，他既有检察官的务实，又有改革家的热情。“我愿意这样想：我们是在挑战这种体制，挑战社会的道德观念，”菲尔特说。“我猜你可能说我们是机会主义者，但我不在乎。”在这方面，他与罗伊·休伯特有着强烈的共鸣。

　　加斯廷工人溺毙案

　　2002年12月，休伯特开始为“巡回检察官计划”工作。一个案子迅速吸引了他的视线：加斯廷工人溺毙案。

　　那是2001年2月22日，安热莉卡·阿拉托尔与丈夫若泽·阿拉托尔的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早晨起来，安热莉卡看到丈夫正站在儿子的床前。“他紧紧地拥抱我，”她说。阿拉托尔告诉她，希望今生今世都能这么幸福。他还给了她一个礼物：一枚戒指，然后就去农场上班了。　从此，阿拉托尔再也没回来。

　　阿吉亚尔—法里亚父子奶品公司饲养着上千头奶牛。奶牛每天产生的大量排泄物被工人用泵抽到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污水池里。当天早晨，工人们在排干污水池时遇到点麻烦。他们猜测，可能是污水池边一个污水坑里的抽水机出了问题，也许抽水机被堵塞了。一个名叫胡安·卡瓦列罗的工人提议下去看看。工头阿尔西诺·努内斯同意了，但让他带一根绳子，并让两个人在上边守着，以免出什么麻烦。

　　这个污水坑是一个竖井，宽4英尺（约1米2），深度超过30英尺（约9米）。里面没有梯子，只随处分散着一些支撑物。29岁的恩里克·阿赖萨先爬了下去，几分钟后他上来说没发现问题。

　　然后，若泽·阿拉托尔爬了下去。他抱怨说觉得窒息。突然，他头冲下掉进那深绿色的污水中。胡安·卡瓦列罗把绳子扔了下去，他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觉得绳子被拉紧了。阿赖萨爬下去想帮帮自己的朋友。但他也掉进污水里再也没上来。验尸报告说，很可能是污水散发的硫化氢等有毒气体使两人窒息并跌落的。

　　就本案来说，罗伊·休伯特和“巡回检察官计划”必须得到地方检察官戈登·斯潘塞的许可才能起诉。问题在于，通过选举上台的斯潘塞是否愿意批准这件事。“就这些问题而言，你根本没办法不考虑政治因素。”盖尔·菲尔特解释说。

　　斯潘塞当然明白本案的政治敏感性。被告是加斯廷一个深受爱戴的奶牛场场主，他在这里结成了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集团。在他27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只能想起一件因雇主违反安全规定导致工人死亡而遭起诉的案子。但是，斯潘塞还是给休伯特他们开了绿灯，他坚决支持“巡回检察官计划”。

　　安全意识在提高

　　去年1月，休伯特把这个案子提交给默塞德县的大陪审团。休伯特指出，加州的安全法规要求雇主在允许工人进入封闭空间之前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而且，有证据表明：阿吉亚尔—法里亚父子奶品公司的老板帕特·法里亚非常清楚在封闭空间内操作的危险，他在接受志愿消防员训练时学过这方面的知识。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一切安全规定都被忽视了。没有培训，没有空气测试，没有保险带，甚至连梯子也没有。最后，他说：“最让人困惑的也许就是，这好像万事达卡的那则广告。一块标志————10美元，一副保险带————60美元，空气监测设备————几百美元，两个人的生命————无价。就一家每月收入约有8．5万美元的公司来说，原本花一点点钱就可以避免这场悲剧。”对法里亚等人提出公诉后不久，戈登·斯潘塞就听到了一些奶牛场主的怨言，其中包括他在政治上的支持者。

　　罗伊·休伯特也感受到某些压力。在参加一次犹太人集会时，不止一个人走上前对他说：“你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还有一个人质问他为什么“找奶牛场主的茬”。　尽管这个喜欢打领结的家伙激起了当地人的怨恨，过去的道德观念却在悄然改变。

　　圣华金谷的所有奶牛场都开始重新审视安全问题。奶牛场场主们纷纷聘请安全顾问，让工人接受安全培训，准备急救工具，竖起警告牌。法里亚的案子为他们敲响了“警钟”。最后，加州职业安全和卫生署对法里亚的奶牛场处以16．665万美元的民事罚金，同时对该地区的160多家奶牛场开展了安全检查。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就连法里亚的家人和朋友也承认，因为这个案子，当地的奶牛场的安全意识都加强了。　“没人再会下到那里（指那种容易出事的集水井）去，除非穿着太空服，”他们说。

　　三、法律黑洞是怎样形成的？

　　每起工人死亡案背后可能都隐藏着犯罪。有些工人在生产线上掉了脑袋，有的被机器绞成碎片，有的被烧得不成样子，有的被电击，被活埋……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这些工人很多是因为雇主蓄意破坏工作场所的安全规定而致死。这都是美国工作场所中最恶劣的现象。由于雇主故意违法或对安全问题漠不关心，平均每年约有100名工人死亡。这不是事故，而是雇主为加速生产而去掉某个安全装置、公司忽视安全警告或工人得不到适当防护设备而造成的灾难。多年来，在新闻稿和国会证言中，联邦职业安全和卫生署政府的高级官员多次把此类案件描述成令人无法容忍的暴行，并反复向新闻媒体许诺将尽可能地对责任人提起刑事诉讼。　但他们食言了。

　　从1982至2002年的20年中，职业安全和卫生署调查了1242个案子，这都是该机构所说的因雇主“蓄意”违反安全规定而致使工人死亡的案子。但是，根据本报对工作场所伤亡事故开展的一次为期8个月的调查，在这些案子中，该机构没有提起诉讼的占93％。

　　更可怕的是，在逃脱追究的雇主中，至少有70％再次蓄意破坏安全规定，导致更多的工人死亡。就连这些反复破坏法规者也极少被追究责任。

　　事实上，职业安全和卫生署越来越倾向于帮助雇主（特别是那些大公司）逃避责任。自1990年以后，该机构不声不响地把202起致死事故从“蓄意”降级为“未定性”。

　　据本报调查，20年来，雇主违反安全规定导致工人死亡的事件有2197例。而雇主为此承担的罚金共为1．06亿美元，总监禁时间还不到30年。

　　相比之下，世通公司最近为误导投资者支付了7．5亿美元的民事罚金，而环保局2001年就使环保领域的犯罪者受到总计256年的监禁。

　　职业安全和卫生署的检查人员并非不想把那些违反安全规定的雇主绳之以法，但他们的热情常常遭遇一种深深的顾忌：他们不想因为自己的行动引起华盛顿方面的审查。这种顾忌又因为劳工部一个不引人注意却强有力的机构而进一步加深，那就是监督着劳工部500多位律师的法务署。法务官的工作是向劳工部长汇报，拍板决定某个案子是否要移送司法部。在克林顿政府劳工部担任法务官的托马斯·威廉森称，法务署是一个“咽喉部位”，作用之一是保护劳工部长的政治侧翼。按照威廉森的观点，职业安全和卫生署可承担不起把案子提交司法部所引发的风险。

　　1970年，当国会建立职业安全和卫生署的时候，蓄意破坏安全规定导致工人死亡是一种轻罪，最重的惩罚是监禁6个月，相比之下，在联邦土地上骚扰一头野驴的最高刑罚是监禁一年。此后，不断有人试图把这定为重罪。但是，来自共和党及许多民主党人的反对使每一次努力都付之东流。来源：参编